日本史论文

“大和民族”的优越心态，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明治时期尊崇天皇制的扩张主义者福泽谕吉，他被称为日本早期的“启蒙思想家” 、“教育家” 。但日本的各个邻国却不可能认同这种评估。因为在福泽谕吉的所谓西方文明思维模式中，他汲取的多是“征服他人” 、“分割世界”之类的思想，因此他的民族理念中充斥着崇拜强者、欺凌弱者的偏颇意识。福泽曾说，日本的不幸在于其邻国朝鲜和中国太贫穷。因此，日本的出路在于“脱亚入欧” ，其目的正是为了“拯救他们脱离苦海” 。

中国总是把日本当做隔海相望的邻邦，始终表示亲情和友善。日本历史学家木宫泰彦曾说：日本民族在上古就直接同中国往来，逐渐吸取新文化，经过咀嚼和醇化，培育出日本固有的文化。然而，日本一些教材却写道 “自天武天皇时起，日本派出遣唐使者，以示国威” ，反倒成了日本“大和民族”来中国“教化”汉民族。日本在 “二战”中战败后，宁肯承认是被美国人打败，却决不承认同时也是被中华民族所败。日本一些右翼政要的排外意识，至今仍十分强烈本。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向日本自卫队官兵训话时坚称：在日本发生震灾或时，一定要严格管制“三国人” ：“朝鲜人、中国人、人” 。更有甚者，时至今日，石原仍把中国人称为“支那人” 。 今天，当中国开始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后，日本有些人又抛出了“中国威胁论” ，这就是说，中国人穷了他们看不起，富起来他们也不顺眼。抱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右翼分子信奉的正是一种“服膺强者、轻蔑弱者”的价值法则。日本国内依然存在着顽固信奉和尊崇天皇制的右翼群体—— —“皇国史观”论者。“皇国史观”昭示的是要把世界置于“天皇的统治”之下，它是同对外“扩张”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这股势力尽管人数不多，但其能量万不可低估，他们不仅往往占据主流，甚至能左右日本政坛，主宰日本国家的命运。 年 月日本提出的《 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报告强调，中事力量从中长期看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 。据此，日本要“以日韩为中心，与美国相连接，再向东南亚和大洋洲扩展，形成一个应对中国的‘网络’ ” ，还要加强“同加、澳协调” ，改善“日俄民族观： “大和民族” 的优越心态历史观： 根深蒂固的 “皇国史观”间关系” ，以此达到“平衡中国势力”之目的。 一些右翼政要甚至撰文提出要“战胜中国，重建日本” ，不仅要遏制住中国，使日本作为战略国家而得到重建，而且为同中国进行对抗，除建立“日元圈”外，还要把日本建成亚洲网络的“指挥塔” 。

现任首相小泉在参拜问题上始终回避两个关键性问题：回避战争有 “侵略者” 和 “被侵略者” 之区别， 回避战犯和一般战争死难者之区分。他辩称参拜是 “为了感受和平， 不再发生战争” 。而实际上，目前在日本知道那场战争的人不到总人口的一半；了解那次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人只占三分之一。这就是日本长期误导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二战”给中国造成了约 万人伤亡和约 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但由“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写的《大东亚战略的总结》一书，竟然声称在南京“没有发现大造成的尸体累积” ，因而声称南京大是“虚构”的。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 月公布了有关 年度高中教科书的审定结果，依然隐匿侵略史实。在问题上，施暴的主体“日本军”被隐去，被修正为“许多妇女遭到强制暴行，受到了伤害” 。在对南京大的记述中，“强奸”被改写成笼统的“暴行” ，降低了犯罪等级。 有些右翼分子甚至称：中国所有的抗日战争纪念馆都应删掉“抗日”二字。还说，日本阁僚应更加频繁地参拜，直到中国人习惯日本的参拜而不再为

止。在宗教信仰上，日本人多信奉佛教、教、神道。日本宗教具有多样性和随意本性，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几种信仰。日本人的葬礼通常在寺院里举行，婚礼却在教堂里进行。大部分日本人家里既有佛坛，也有神龛。 宗教观： “功利性” 多于 “虔诚性”日本一些信徒对宗教的信仰缺乏一种“虔诚如一”的心态，只是作为需要时的一种心情或寻找一种基本感觉。甚至把它作为祈求买卖昌盛、全家安宁、考试及格、升学乃至出生安全等多种多样现世利益的寄托。 与德国相比，德国大多数人信奉教新教，新教教规中严格要求每个信徒对过去所犯下的罪过加以“清算” ，即“认罪” 、“忏悔” ，从而得到心灵上的解脱。在不少信徒看来，“忏悔不是怯懦，而是良知的闪耀和人格的升华” 。一位日本朋友说：德国人之所以能够比较认真地“忏悔”和“认罪” ，与许多信徒们对其信仰的虔诚和比较真心实意的投入不无关系。而日本人的宗教观中恰恰缺乏虔诚性，较多的是功利性，因而对于过去的历史，很难认真地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至于对待历史，按着日本宗教的习俗：历史是过去了的事，应该忘记它。人一死去，“立地成佛” 。一旦成了佛，不能再追打。日本实行“政教分离” ，明文规定：及其机关不应涉及“宗教活动” 。其实在日本，每年 •战败日来临，右翼政要都会大摇大摆地参拜， 以示悼念。 的根基中是有一定的文化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去参拜的日本政治家决不是为文化和宗教因素而去， 他们是为了拉选票和笼络人心，因为参拜可以使政治家在国内得到很大的认可和支持。而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就是为军国主义鼓舞士气，日本所谓 “文化不同” 的辩词是站不住脚的。狭隘的民族优越感、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和宗教信仰上的“利欲”特点，是日本右翼坚持错误历史观的深层思想根源。日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应该怎样与亚洲诸国和平相处？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说得好：日本要在 世纪成为亚洲的一个伙伴，就必须建立一个基础，使“自己能够批邻国” ，也“能够倾听邻国的批评” 。为此，日本必须为其侵略行径反省。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邻国，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 。

二 摘要:明治在日本现代化启动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后来由于明治丧失了容纳新因素的适应能力和处理社会问题的调适能力,未能适时地依据新的社会发展趋势进行政治转型,导致走向军国主义与对外扩张的泥潭不能自拔,使战前日本现代化遭受重创。 在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下,日本曾一度实现了现代化的启动,并以 “急行军” 的速度使现代化壮观地起飞。可是,由于明治自身的局限(尽管明治在现代化启动阶段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使日本未能达到现代化应有的高度。特别是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使战前日本现代化遭受重创。今天,我们回顾和研究战前日本现代化的这段历史,将给追寻现代化进程的世界各国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在日本现代化启动阶段,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是明治。明治是日本的一种君主立宪,它不同于西方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明治在日本的确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第一,日本社会历史及文化发展的轨迹与西方国家毕竟不同。议会和民主传统在西方国家比较发达,早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西方就有民主制度和共和制度。所以,在现代化启动时,议会民主制度在西方比较易于确立。然而,日本现代化的启动却 “源于一个略具特性的集权的封建国家” ①。明治维新前,日本国民始终生活在封建、 世袭等级制度和等级秩序的社会文化氛围里。因此,日本尚不具备实现民主政治的自在资源,故在日本现代化启动时确立的是君主立宪。第二,日本现代化启动方式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内生型现代化,即是由其社会内部自然演进的结果。在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虽然也有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对抗,但既然现代因素是于传统社会中产生的,表明从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上它必然会克服传统的障碍。而日本属于外诱型现代化,即是在外来冲击和国际环境影响下导致的社会激变,极易使社会陷入 “失序” 状态,比如从1868

年至1878年间,日本就发生各类群众540起以上,士族叛乱 21 起。因此,为了应付现代化启动时期可能产生的一切内部危机,更有效地推行各种新政举措,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凭借国家力量,克服改革阻力以确保现代化顺利启动。 第三,日本现代化的最初发展方式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是小生产者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自由竞争、 自然淘汰的方式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只起协调和仲裁作用,本身并不涉及经济领域的具体活动。而日本迫于民族危机,又有西方国家现存的先进技术可引进,于是便依靠的力量,创办 “示范企业” ,制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方法,自上而下地加以组织、 引导和推动,进而迅速确立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经济框架。

第四,日本现代化启动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西方国家不同。当日本现代化启动时已经落后西方国家许多年了,日本被迫纳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所编织的现代经济网络之中,不仅丧失了向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且有可能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所以,明治所面临的迫切经济问题,就是 “保护经济不受外部列强的侵袭,并使之加强、 转变和补充。 ” ②为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国家强有力的介入,于是,国家政权在日本现代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由于日本以资产阶级为先导,推行明治维新,确立了稳定的政治中心 — — — 明治。明治凭借国家力量,消除了现代化启动时期的社会阻力,保持了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间的平衡,才最大限度地调动和集中了全国的人力、 物力及财力,举国一致,使日本的现代化启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日本现代化顺利启动后,伴随工业的开展,日本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开拓了非西方现代化道路,以 “急行军” 的速度使日本现代化壮观地起飞。 日本社会的变化,首先最突出地表现为经济重心由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变。工业(1882 - 1907)以后,日本经济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变。在劳动人口中,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增加到46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上升到 50. 2 % ,农业产值下降至49. 8 %③。这个记载是日本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产值。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表明日本真正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其次,人口向城市流动,经济中心向城市倾斜,加速了城市化发展。工业后,日本 “开始了从农业的和农村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工业的和城市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持续的过渡时期” 。工业生产力的发达不仅造就了城市的相对富裕,而且使城市愈益成为新动力、 新工具、 新的组织形式以及现代文明的发源地。

第三,日本国民进入 “文明开化” 之域。明治积极引导日本社会趋向 “文明开化” ,除了在经济、 政治、 教育、 思想领域的努力之外,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社会改革也给予极大关注。通过 “文明开化” 运动,建立了一个适合世界潮流和日本本国情的现代社会文明体系。

第四,工业化的发展打破了统治阶级的固定化,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工业造就了一大批 “新型公民”— — — 资产阶级,他们投身于工业的热潮中,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并 “开始为更多的政治权力进行斗争” 。早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他们就提出了开设国会、 制定、 地方自治等一系列政治要求。

第五,加强了日本与国际社会的经济联系。日本对外贸易具有双重依赖性,粮食及其它日用必需品、 工业原料需要进口,为获取资金而出口工业品。1875年,日本对外贸易的总出口和总进口分别为18.6 %和 30 % ,到 1913 年时,则分别增长至 632.5 %和729. 4 %④。随着日本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日本与国际社会经济联系随之加强。第六,日本现代化在军国主义引导下,伴随侵略战争迅速起飞。日本把现代化套在军国主义车轮上,屡次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侵略周边国家,掠夺商品倾销市场、 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场所。日本把 “殖产兴业” 与殖民扩张挂钩,以邻国为其侵略目标,贪得无厌,用侵略战争来加速现代化进程,在世界上还是绝无仅有的。日本通过开展工业和发动侵略战争,仅用半个世纪就以 “急行军” 的速度走完了西方国家几乎用200年时间才完成的现代化路程,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强

国。

三.日本现代化起飞后,现代工业主义精神开始渗透到日本的经济、 政治、 思想等各个领域,于是一个崭新的发展转变时代就开始了。转变时期的社会运行机制与现代化启动时期有很大不同,它需要一套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条件,即是说,有些在现代化启动时本期可能是成功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经济和社会转变时期的新变化则是不适应的,甚至会起反作用和负影响。因此,新的社会形势的发展,亟待要求日本政治的转型与之相适应。 从理论上讲,日本现代化的持续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民主政治。只有民主化的政治才是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可靠保证。因为民主化的政治具有如下的功能:1、 能够有效防止各种越权和侵权行为的发生; 2、 的制定能够尊重更多人的利益,反映普通人的要求; 3、 的决策能够保证相对的科学性,减少盲目性和轻率性; 4、 最大限度的杜绝阴谋行为的发生;5、 政治系列具有一种反馈调适功能,这种功能时常造成波动和变化,但也正由此而不会积淀成为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⑤。 从实践上看,日本也确乎出现了实现民主化的要求以及初步的民主化进程,并演化出一些具有进步因素的现代政治结构,如18年采用的和议会制,20世纪 20 年代形成的政党内阁制等。缺憾的是,这些适应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