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广西学生军
作者：暂无
来源：《农家之友》 2014年第4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9月22日，中国党提出了一系列与联合组织民族统一战线和武装队伍，开展抗日活动的方针办法。此时也开始表现出了积极抗战的态度，当时的新桂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感召和全民抗战浪潮的推动下，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一方面出兵淞沪与日军作战，另一方面即着手于1937年秋组建一批学生军到各战区进行各种服务。
这批学生军，是从邕、梧、桂、柳四市学生中以招考的办法选取的,约300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学生，还有40余名大学生及20余名国防艺术社社员，有的女学生年龄仅十五、六岁，不少人是冲破家庭学校的阻挠，爬墙出校报名，拦车参加的。这批学生军经培训后全部开到鄂豫皖前线随军做战地工作。
广西当局组建学生军的目的，一是以抗战来博取民心及政治影响。二可通过学生军的活动为其在抗战中扩大势力范围。而中国党则认为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可嘉，可引导学生军这一合法组织到前线教育士兵，动员人民群众，增强抗日力量，打击敌人。于是广西省工委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进步学生参加，并安排了一批地下党员进入学生军中。培养并吸收其中的优秀学生入党。
柳州进步学生参加学生军的达50多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广西省立柳州中学（今柳州高中）的学生，其中4人不久前在柳州中学入党。到第二年（1938年）柳州籍的学生军又有多人入党。
当年柳州籍学生军成员罗怡林提起往事还历历在目：
11月初一，全省学生军在桂林李家村集中开展军事和政治训练，军事训练的内容是学习防空、防奸知识，训练射击技能及急行军，强行军，夜行军，野外演习等。女学生军还加学战地救护常识。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开展宣传、动员、组织、培训群众参加抗日。.
1937年12月14日离开桂林前，广西学生军发出了《告广西同胞书》《告别广西同学书》《告全国同胞书》，表达了誓死抗战，驱逐日本侵略军的决心和信心。
12月28日，我们到达武汉，驻扎在武昌蛇山公园的“抱冰堂”中。这里已是千里冰封的严寒之地，而我们仍然仅是内穿毛绒衣、外穿单军衣。大家冒着严寒，在街头演讲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道理；还唱救亡歌曲、出墙报、演话剧、贴漫画……汇入了抗日救亡战斗的洪流。
在武汉，我们参加过几次抗敌救亡活动。一次是参加全国抗敌后援总会和武汉分会组织的20多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保卫大武汉”抗敌示威大。
另一次是参加武汉人民献金抗敌活动。我们学生军男女同学全部出动，各组队采取各种宣传形式，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到底的重大意义。
再一次是慰劳八桂子弟兵重伤员。我们来到武昌第八重伤医院慰劳从淞沪战场上负重伤下来的八桂子弟兵，他们见到们刚从家乡来，又将赴前线，非常高兴。
1938年春节后不久，我们从汉口出发，经信阳、潢川、商城、六安、寿县，到达最前线的四家庵。每经一地，我们都按原编的组队开展宣传活动。
田家庵是桂军第31军的驻地，隔河对岸就是日军占领的阵地。我们连接几天下到连队去慰问我们八桂的子弟兵。官兵们见到我们来到战壕里，象见到自己亲人一样欢喜，都热烈鼓掌欢迎。
不久，我们南下去合肥，沿途慰问驻防这一线的广西子弟兵第7军。到合肥后奉令将大队分为两个队：第1队到六安，归第11集团军李品仙部指挥；第2队留在合肥，归第21集团军廖磊部指挥。我是分在第1队的，以后再也没有和2队同学见面了。柳州的50多位同学也在这时分开了。
1938年3月，我们去到随县、枣阳前线，慰问那里的在广西子弟兵。约两个月后奉令回枣阳集中。还未出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枣阳已发现敌踪，不能回枣阳，必须连夜出发到河南省芦头镇去。”黎明到达芦头镇附近，正准备休息，突然对面山上的敌人向我们开炮开，猛烈射击。我们分散突围，一口气跑了20多里，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经邓县回到五战区驻地老河口。
1939年底广西学生军第1队宣告解散，大部分同学分配到安徽敌后工作，一部分回广西工作和学习，一部分入黄埔军校。大家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参加抗日各项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第二届学生军组建于1938年11月底，当时，广州、武汉已相继失守，广西面临日寇入侵的直接威胁，而广西大部份已调往前线直接参战，留守的不足以御敌。鉴于上次学生军在
宣传组织群众、配合正规军作战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广西当局又一次想到了组建学生军。
1938年11月，广西绥靖公署公开在报上登载招生的布告，同时由省布置各校动员学生参加，原计划成立一个团，招收1200人。报名者竟达18000余人，当局只好改变原计划，增加招收名额，最后录取了4200人。其中女生500多人。这批学生大多为初中学历，部分为高中及大学生，还有少数小学教师和其他知识份子,其中有的是广东等地逃难进入广西的。学生军最后编为三个团。
广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及当时形势，一如既往积极支持广西当局又一次组织学生军的行动,并派了90多名党员加入学生军中，占全省党员数的10%以上。
柳州市原先只准备招收30名，两天内报名竟达300人之多，县教育局于第三天只好中止报名工作，但学生仍不断涌向县，经请示，柳州录取的名额扩大为80名。报名过程中，涌现出不少动人事迹：有的兄妹争先报名，有的瞒着家人去报名，有的虚报年龄、学历，有一名学生还在未获录取后偷偷跟队伍到桂林造成既成事实加入的。
数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队员之一王椿湘仍然清晰记得当时由柳州出发到桂林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及开展工作的情景：
1939年11月20日上午，是我们出发桂林集训的日子，县府虽然没有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但队伍在县府大院集合编队时，杨盟亲临讲话。之后，队伍由盖昌码头乘船过江，经由谷埠街，鱼峰山下走上柳桂公路，送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离情依依，沿着公路一直送到马鹿山脚，在领队的多次劝阻下，送别的人群才停步前进，同学们心情激动，含着热泪向亲人招手告别。
在桂林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后，柳州的同学编入第一团第二大队第六中队,并于1939年4月开赴桂东一带开展工作，全队120人，柳州的同学占了三分之二，是全队的主力。在党员队长和政治指导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每到一个地方都深入到群众中去，为群众做家务、干农活，同群众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我们除了直接向群众宣传抗战救国的
道理外，还协助各县建立健全一些抗战的团体，并进行必要的训练活动。此外还在群众中组织歌咏队、妇女救护队、儿童团、识字班、读书会等，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战教育。的征兵制度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严重压迫，不少地方的乡绅，都利用征兵来进行敲诈勒索。应征的农民没有得到任何照顾，甚至被当作罪犯绑捆起来，农民不胜其苦。对此，我们曾监督乡公所作了一些改善，防止了一些舞弊和敲诈勒索行为。对于欺压群众的反动官僚乡绅、大的，则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提请官府处理。因为我们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为抗战事业着想，深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遇到重大的问题群众甚至乡镇干部也要来同我们商量。而我们又是半武装的，由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领导的宣传队，故当时县太爷也惧怕我们三分。由于我们的工作扎根于群众，各项工作均能比较顺利地开展,取得较好的效果。
1939年10月，日寇三万余人由北海一带登陆入侵广西。南宁失守，全省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一团全体官兵，奉命由桂东火速开赴桂南前线，协同正规作战，柳籍的同学路经柳州家门时，只准每人半天假回家探望亲人，大部分同学敌忾同仇，以民族利益为重，能按时离别亲人，回到向战地开拔。
当我们到达宾阳，昆仑关战役已经打响，战斗十分惨烈。由于永淳失守，日寇插入宾阳。当敌开进宾阳时，我们才奉命撤离战区。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路经武鸣罗圩通过敌人封锁线，转进到左、右江一带与日寇、汉奸、伪政权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柳籍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承受了生与死最严重的考验。我们活跃在敌后，除了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割断敌人的物资补给外，还建立了各种规模的地方游击队，协同正规袭击敌人。组织了锄奸队，深入敌占区捕捉伪政权的汉奸走狗，为民除害，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日寇把学生军视为眼中钉，他们贴出布告，不惜“捉住学生军一名，赏银二千元。”他们还利用飞机在我们活动的地区散发传单煽动说学生军“有福不享、有书不读，成天钻野山沟”,咒骂学生军是“亡”，叫嚷“学生军”。日寇对学生军从仇视、哀叹到绝望，正说明了学生军组织的正义性和学生军卓越的抗日业绩。在敌人后方传来的捷报，很多是渗浸了柳籍同学的智慧和汗水写成的。
1940年夏天，在隆安县下颜镇整编以后，学生军缩编为一个团，1190多人。这时上级改变了过去在学生军中停止党的组织活动的决定，在学生军团里积极发展党员,我与另一名柳籍同学韩明轩就是在这时入党的。
学生军的抗日宣传和行动，使顽固分子大惊失色,认为学生军已经。广西当局也害怕这一结果,便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两次把学生军进一步缩编。并陆续把大批的学生军推到干训班或其他训练班受训，以防止“”蔓延。“皖南事变”后，桂系追随蒋介石，在不少桂系人物攻击学生军的情况下，广西当局于1941年8月下令解散了学生军。
（佚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