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监管论文范例

依法监管论文范文1

仲裁司法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采取内外有别审查"双轨制"监督模式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人民在审理撤销裁决申请和执行裁决时,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审查范围既包括程序审查,又包括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实体审查,而对涉外仲裁裁决的审查范围仅限于程序方面，这种监督模式是与国际惯例是不相符的,对国内裁决和外国裁决的审查都是实行统一的标准。"不论国内仲裁还是涉外仲裁都是一国的仲裁的内容，在对仲裁监督上这种内外有别的审查，体现了一国法律从制定到实施上都没有统一的模式，给司法造成了不稳定的司法环境，违背了制定该法律的目的.

（二）仲裁裁决设置的双重监督制度

我国法律对仲裁裁决设置了双重监督制度，即仲裁裁决的申请"撤销"和"不予执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撤销仲裁裁决是我国司法对仲裁监督的两种机制，既有相同之处，又有鲜明的区别，导致在仲裁实务中的适用常常会产生冲突。法律适用上的冲突现象:第一，《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叠现象"如申请人向申请撤销裁决被驳回后，可以再申请不予执行裁决，或相反先向申请不在予执行，被驳回再申请撤销裁决迫使中止执行。同时赋予当事人申请撤销和不予执行裁决两项权利无形中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违背了两部法律当初制定的本质，第二，"一审终局"与"一裁终局"的矛盾《仲裁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应当自收到裁决之日起6个月内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提出。中级经审查认为仲裁裁决确有予以撤销情形的，应裁定撤销仲裁裁决。"

完善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建议

（一）统一仲裁的监督模式

我国现行的仲裁实务中对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的裁决采取了内外有别的监督模式。我国仲裁法对裁决的撤销与不予执行，实行内外有别，差别待遇。会造成国内仲裁生存空间更为困难，拉大国内仲裁机构与涉外仲裁机构的差距。此外，内外有别，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有负面影响，有违仲裁的基本原则。这些对我国仲裁制度发展来说是不利因素，仲裁制度的发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国内仲裁裁决的撤销程序中进行程序与实体双重审查，在不予执行程序中也进行程序与实体双重审查。

（二）取消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审查

我国仲裁法规定，对仲裁既实行程序审查，对"裁决所依据的事实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以及"仲裁员枉法裁判行为，"可以裁定撤销该裁决。人民对"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以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对于现行的程序审查和实体审查的问题，我认为，国际的发展趋势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对仲裁进行实体审查就会破坏仲裁所坚持的或裁或审、一裁终局制度.当事人选择仲裁就是看到了仲裁的便捷性，不会经历漫长的诉讼，节约一定的经济成本。应该将的监督范围仅限于程序事项，只有当事人特别授权后才可进行实体审查。

依法监管论文范文2

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常规解释是融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经济低谷期，抵押物价格下降，此时，信息不对称表现在，即便融资方是具备盈利能力的项目，也难以满足必要的融资需求。一旦经济开始回暖，抵押物价格上升，融资方通过外部杠杆融资刺激经济繁荣乃至过热。所以，金融体系成为经济周期的金融加速器。。而这些不适当的反应主要是由于风险随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无法有效测量。风险测量的困难往往导致风险在经济繁荣时被低估，在经济衰退时被高估。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信贷过快增长，抵押品价值膨胀，存贷息差被人为压低，金融机构持有相对较低的资本和拨备。在经济衰退时，风险和贷款违约率则被人为高估。从较长周期来观测风险有利于金融机构的稳健，并缓解金融对经济的强化作用。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法理依据

（一）金融创新过度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加大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提升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二是利用适度的银行体系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杠杆效应。但是，一旦金融创新超出金融体系的承受能力和监管主体的约束能力时，会出现创新过度的乱局。而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是把风险转移给有承受能力、承受意愿而且能够管理这些风险的合适的金融投资者。此时，过度创新就偏离金融创新的初衷，单个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者，只关心自身风险的转移，对“受让”风险的投资者或交易对手的风险承受能力并不做考察。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没有通过金融创新的原始功能得到降低，而是在金融产品链条中不断传递，并通过衍生品的杠杆效益放大风险，将风险“传染”给产品的所有参与方。当金融体系内的风险集聚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诱发危机，并系统性破坏金融体系。原来出售风险的金融机构和风险转移过程中的每一个承接方都会因此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而对实体经济而言，金融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在某些情况下，宏观经济如财政和货币在金融系统性风险面前都难以维持原有的功能，经济产出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跌。因此，金融创新必须对应宏观审慎监管，在风险监测的基础上平缓金融风险的波动性。

。而如今的金融市场却充满了严重的同质性。金融市场同质性的主要表现是，金融机构在资产利用和投资方向上主要集中于某个行业或产品。例如在2000年美国IT泡沫前期，金融资本积聚在互联网行业中；2008年次贷危机前期，金融资本的投向主要是次级抵押贷款的产品和房地产行业，换言之，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在泡沫形成期间逐渐过度集中于特定一个或多个行业或产品。一旦特定行业或产品因为经济环境影响出现不景气或贬值的现象，例如美国IT泡沫的破裂、次贷危机中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次级抵押贷款的折价抛售都对金融机构造成受到了严重的创伤。罗伯特•希勒认为交易市场一旦流动性过剩，将诱发非理，并受到自我增强的羊群效应和动量效应（momentumeffects）的影响，此时，金融机构作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会呈现趋同局面，最终将某一类金融资产的价格推高为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集聚高峰。所以，金融市场的同质化风险是指规模迥异的市场微观主体基于同一制度规模要求、按照相同或相近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模型预期而采取相同或类似的行为，这些行为在系统内的作用力方向基本一致，无法彼此抵消，所以形成了金融系统内部的正反馈环，从而强化了放大作用，在正的一面会催化金融泡沫的膨胀，并在负的一面加剧金融危机冲击的恶性循环，正负两方面都使系统缺乏收敛性，放大了金融系统的波动性。如果市场参与者均采取趋同投资行为，随着同质化风险的加剧，金融系统风险也在正反馈环的作用下不断放大。

（三）顺周期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波动顺周期性表现在，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动态作用，放大了实体经济周期的波动并引起或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现代金融体系中诸多因素对金融体系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影响，由于顺周期性具有内生特征，所以顺周期性成为金融机构可持续增长的最大威胁：其一，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在经济上行周期相对乐观，投资项目财务状况和信用评级都较为良好，资金投放会提升市场流动性；其二，经济下行期间金融机构的反向操作会加剧流动性欠缺的市场的紧缩性。

（四）影子银行系统的扩张与监管真空影子银行系统（ShadowBankingSystem）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ParallelBankingSystem），通常是从事放款、接受抵押、通过杠杆操作持有大量证券、债券和复杂金融工具的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系统多年来一直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通过高杠杆投资放大利润，刺激金融系统的信用扩张和风险承受，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五）多头监管诱发监管套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使得各类金融机构在业务上开展了激烈的竞争，金融需求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不同类别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相互交叉、渗透，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推出的理财产品同质性很高。在此情境下，单纯的机构监管开始突显不足，也就是纵向规制将导致不同机构开展的同种业受到差异化的监管。然而金融“混血”产品（hybridproduct）的不断涌现，突显了监管重叠（duplicateregulation）与监管真空（regulatorygap）等问题。监管重叠中，不同监管部门所的监管规定互相矛盾的情形并不鲜见，而且金融公司经常发现自己必须接受来自于不同监管者的重复监管。在次贷危机中，监管真空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金融衍生品到底由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是美联储来监管，难以从法律中寻找依据。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为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RegulatoryArbitrage）提供了空间，诱导金融机构选择监管宽松的监管者，形成了竞择监管者行为（Regulator-shop-ping）。

三、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理论

（一）监管成本以JulianR.Franks,StephenM.Schaefer,MichaelD.Staunton(1998)为代表将其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直接成本主要是由监管当局（及准机构）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措施过程中承担的雇员费用和日常运作费用，也即金融监管的行政成本。与直接成本相比，金融监管的执行成本则相对复杂，主要包括被监管者为监管所支付的成本。HowellE.Jackson(2005)在直接成本和执行成本基础上引入了罚金、酬金和交易费用（Sanctions,FeesandTransferPayments）的概念。国内的学者则习惯于将金融监管的成本划分为直接成本的间接成本。第一种是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都应归为直接成本，并且认为间接成本应该是由道德风险（MoralHazard）、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和社会经济福利的损失所构成的。第二种是将金融监管工作中所投入的硬件设施、组织运作以及监管人才的培训及培养归入直接成本；把由于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入，对被监管金融机构业务人员的激励、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以及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等方面有所遏制，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失作为金融监管的间接成本。第三种将监管成本分为两类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包括监管机构执行监管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与被监管者因遵守监管条例而耗费的资源；隐性成本是指被监管者因为监管措施而改变原来行为方式造成的福利损失。

（二）监管收益监管收益通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金融监管提升被监管机构的盈利水平，金融监管的功能发挥与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成正相关关系；第二是金融监管提升金融体系的总收入，监管通过保护充分有效竞争、防止垄断和欺诈行为及避免系统性风险，以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收入；第三是金融监管提升社会总体福利。

（三）成本—收益的理论的缺陷毋庸置疑，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难以量化。第一，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难以量化。这两种成本有三个特点：其一，具有明显的预算软约束的性质，与直接成本的预算硬约束性恰好相反；其二，由于隐性支付从而令人难以察觉，在具体计量上也存在巨大困难，特别是其中的机会成本和由于道德风险而引发的间接成本更难以估计；其三，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相比于直接成本而言可控性较差。第二，收益难以量化。衡量金融监管的收益比成本更为困难。因为不存在与金融监管直接成本相对应的直接收益，监管收益往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即便显现，也难以准确量化，譬如监管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保护投资者利益，需要一定周期方能显现效果，此时要去量化稳定和保护效果本身的收益，一方面难以衡量，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效果是由包括监管、市场主体自律、宏观经济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所以难以剔除其他变量。

四、金融监管的边界有效性理论

（一）成本-收益理论的改良鉴于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难以量化，可以通过评估监管目标的完成程度来测算其与成本支出之间的比例，若能同样有效地完成目标，那么成本更低的方案当然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若在监管成本相同的前提下，目标的完成比例越高，监管有效性也就越高。所以，运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即“有效程度/成本”的最大值）来替代成本—收益理论中收益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即“收益/成本”的最大值）。监管的有效性，即目标的完成程度替代了收益分析，规避了收益测算中的关键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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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正义价值 效率价值 社会效益 和谐社会

一、法的正义价值的内涵

（一）正义价值的涵义

1．正义一词的辞源学由来。“‘正义’一词在西方出现于古老的拉丁语‘justitia’，是由拉丁语‘jus’一词演化而来的。‘jus’最初有正、平、直等含义，后来此词发展成为英语的‘justice’一词，根据《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它不但具有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公理、正义等含义，而且还有法律制裁、司法、审判等含义，可见，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法价值，仅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就具有久远的传统。”

2．正义价值涵义的界定。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正义涵义的界定总是仁者见仁，千差万别。庞德认为，“正义这个词在伦理上，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和政治上，我们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符合，足以保障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柏拉图的观点是，“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当属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不妥协的。”

尽管人们对法的正义价值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最根本的落脚点上是一致的，即正义是一种应然之则，是法的最高精神和目标，它因涉及人际之间的交往而具有了攸关社会利益的内容。一方面，有了正义价值作指导，至少可以保证权利义务在形式上能够公正地分配；另一方面，法可以以震慑犯罪的形式保障正义价值的实现；再有，正义价值的客观存在使得法以补偿受害者的方式使失衡的正义天平重新回归平衡。由此可见，“法的神圣权威主要不是来自它的强制力，而是来自它本身所固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正义。法的强制性只有以正以上的理由为基础才可行。一个有法律的社会的正义价值的迷失必然导致法的价值的迷失和法治的失败。”

（二）正义价值在法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那样，正义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尽管法还有自由、秩序、民主等价值，但他们都要从根本上服从于正义。换言之，法的正义价值较之于法的其他价值具有优先性。

二、法的效率价值的内涵

（一）效率价值的涵义

效率本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概念，指的是投入与产出之比。在被引入到法学领域之后，效率便成了法功利价值的基本要求。功利主义认为，“是否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一切行为和制度之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幸福是一切行为的共同目标，行为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就是功利。”

（二）效率与效益的关系

在很多教科书中，效率与效益被认为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是我认为，效率与效益二者在内涵上还是有区别的：效率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纯经济上的“私益”；而在效益的概念之中，“效”指效率，“益”更侧重的是“公益”，效益是效率与公益之和，即用个人经济效率之和减去在追求经济效率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负效率之后所得的一种净值。总而言之，我理解的效益代表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是一种“社会效益价值，它至少包括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即效率与正义之和才是效益。

三、法的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关系

“公平是一个古老的价值命题，而效率则是现代社会赋予法的新使命。”长时期以来，人们往往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那就是只要一提及正义与效率的关系，就很自然地要分出一个先后、轻重。其实不然。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正义的外部环境，既能使所有社会成员的投入与收获大致成比例，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样，我们也需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即效率最大化来创造社会财富。二者都是法的价值追求，谁都不能偏废。“正义与效率可谓法的双翼，法运行于社会的理想状态正是正义与效率的最佳平衡。”

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效率是正义的基础，正义是效率的目标。”在坚持一方面优先的同时，只有使另一方维持在一个最低限度，才能达到一种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平衡状态。

四、正义与效率价值的具体表现——以社会法为例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之间的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为客观基础的。”也即是说，只有以法的形式把权利义务的分配状况确定下来，并且这种规定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才能算是实现了法的价值。“法律制度对社会效率与正义的实现具有重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其重要性在于法律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要想理解抽象的法的价值恐怕还是要还原到具体的部门法的规定中去。下面我就浅陋地分析一下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是如何在社会法中得以体现的。

（一）实体方面

1．从基本理念上看。“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法原则是对当事人关系的一种反映。在社会法中，当事人的关系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往往表现为强势，社会表现为弱势，这样一来就要在立法中有所倾斜，以实现分配的正义，即实质上的正义。而民法由于提倡绝对的意思自治，其所宣称的平等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即矫正的正义。 转贴于

法的作用就是为了制衡关系。当出现实质不平等的关系时，就要通过一种特殊的“不平等”手段来恢复正义，正像前文论述的那样，只要这种不平等的设定是为了达到结果平等的目的，那么这种手段就是正义的。

社会法保证结果公平，并不是抛弃效率，而是仍然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只不过这种空间不能扩张到社会的公共利益领域；这种公平只不过是在保障社会正义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即正义有助于实现更大的效率，也正是这一点，体现了前文所谈到的正义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2．从调整对象上看。社会法调整的是公私混合型的社会关系，有三方主体。而民法调整的是平等的双方主体之间的一种平权型的社会关系。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的图腾，可以最大限度的鼓励交易，促进市场繁荣，其结果就往往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高。然而根据经济人的假设，每个人所为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的“有限理性”会直接影响交易的秩序和安全。要想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易，其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要使人们产生一种对交易的安全感、信赖感。因此，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需要，国家在这个时候就要责无旁贷地出面干预。因此，我认为在社会法的法律关系中，当事人间的横向交往产生的是效率价值，而的干预行为则是对正义价值的诠释。横向交往产生的纯效率总和再减去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负效率）所得的净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效益。即正如前文所述，社会效益是效率和正义的结合体，只有效率的提高和公正的维护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时，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3．从主体资格确认标准上看。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身份—契约—身份的过程。从身份—契约的转变，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的属性，导致了私法的产生。私法确认主体资格的标准是“契约”。在私法中，当事人是“抽象人”，即不考虑个体资源禀赋、信息控制等具体情况，双方“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每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而被视作“强有力的智者”。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强势一方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自由、提升了自己的效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虽损害了正义。因此，不同于私法，社会法并未抽脱出那些不平等的个性因素，而是看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把人按照“具体人”对待，辅之于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权利义务分配，即以“身份”的标准来确定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对“身份”的矫正来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二）程序方面

没有诉权保障的实体权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对社会法而言，它通过自身独特的调节机制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体现在诉讼程序上。

由于社会法法律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其责任追究程序应该是适用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由一人代表群体提出起诉，达到“一人起诉，全体受益”的效果，最大程度地提升了诉讼效率。

除此之外，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可以不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因此，起诉主体不以直接利害关系人为限，这样的制度设计打破了民事诉讼的局限，体现了社会法以一种防患于未然的事前救济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最大程度地维护正义。

五、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在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我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显然是针对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差距加大的社会现实提出的。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下，个人依附于单位，单位依附于国家，形成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行政隶属关系。个人没有自主选择权，个人利益完全被国家利益所吸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个人逐渐从类似于封建社会人身依附性的那种对国家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个人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舞台，个人利益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尊重。然而，对个人利益追逐的同时也使得不均的社会矛盾愈发突出，社会的不公正已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基本秩序。因此，法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上层建筑，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以一种崭新的价值理念指导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也成为了法所肩负的神圣使命。“法律的正义不是经济领域中正义原则亦步亦趋的追随者。效率在经济领域中的优先地位并不能成为法律必须以其作为价值分配的基本原则的根据。法律当然不能完全沦为经济的奴隶。一旦法律完全依附于效率优先的逻辑，那么它的社会价值和功能便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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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进行本市城市雕塑建设，确保城市雕塑质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城市雕塑，是指在本市道路、广场、车站、码头、机场、体育场（馆）、公共绿地、公园等公共场所以及居住区、开发区内塑造的形象雕刻作品。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和城镇范围内城市雕塑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第四条（基本原则）

城市雕塑建设应当遵循合理布局、确保艺术质量、与城市整体环境相协调的原则。

第五条（管理机构）

。市城雕委办公室具体负责本市城市雕塑建设的组织实施和相关的管理工作。

区、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区、县范围内城市雕塑建设的组织实施和相关的管理工作。

规划、建设、文化、园林、、市政等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实施本办法。

第六条（规划的制定）

市城雕委应当根据本市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协同市规划管理部门编制城市雕塑规划，并按照规定的程序综合平衡后，报市批准。

城市雕塑规划应当包括下列雕塑项目：

（一）国家级、市级和区、县级纪念性城市雕塑项目；

（二）市城雕委和区、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商定的城市雕塑项目；

（三）社会团体和群众倡议的城市雕塑项目。

第七条（组织实施的分工）

城市雕塑建设应当根据城市雕塑规划，按照下列规定分别组织实施：

（一）国家级、市级纪念性城市雕塑项目以及市级机关所在地、车站、码头、机场、纪念场所和市容景观道路的城市雕塑项目，由市城雕委办公室负责；

（二）区、县级纪念性城市雕塑项目和本条第（一）项规定以外的公共场所的城市雕塑项目，由区、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负责；

（三）新建居住区、开发区等大型建设项目内的城市雕塑项目，由建设单位负责。

第（建设资金的筹集）

本市城市雕塑建设的资金，可以通过下列方式筹集：

（一）市和区、县的专项拨款；

（二）建设单位自筹；

（三）企业、事业单位资助；

（四）社会捐款和捐助。

本办法第七条第（三）项所列城市雕塑项目的建设资金，应当纳入建设项目的总预算。

第九条（设计人员、制作单位或者个人的资质要求）

凡在本市从事城市雕塑设计的人员，必须持有国家有关部门审核颁发的《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

凡在本市从事城市雕塑制作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持有市城雕委办公室审核颁发的《上海市城市雕塑制作许可证》。

第十条（选址的确定）

规划管理部门编制或者修订详细规划时，应当根据本市城市雕塑规划，拟订城市雕塑项目的选址意向，并由市城雕委会同区、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和规划管理部门组织评审。

城市雕塑项目的选址经评审确定后，方可由规划管理部门将该详细规划按照规定的程序报批。

经规划确定的城市雕塑项目选址，未经市城雕委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其规划用途。

第十一条（设计方案的确定）

城市雕塑项目的选址确定后，市城雕委办公室，区、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标或者其他方式选择项目的设计方案，并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评审后确定：

（一）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所列城市雕塑项目的设计方案，由市城雕委组织评审；

（二）本办法第七条第（二）、（三）项所列城市雕塑项目的设计方案，由项目所在地的区、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组织评审，并向市城雕委备案。

第十二条（制作单位或者个人的确定）

上海市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

城市雕塑项目的设计方案经评审确定后，市城雕委办公室，区、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标或者其他方式确定项目的制作单位或者个人。

建设单位按照前款规定，确定本办法第七条第（三）项所列城市雕塑项目的制作单位或者个人后，应当向项目所在地的区、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三条（规划许可）

城市雕塑项目的制作单位或者个人在制作城市雕塑前，应当会同项目设计人员按照城市规划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向规划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四条（制作过程的要求）

城市雕塑项目的制作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应当按照项目设计方案和有关技术标准进行城市雕塑的制作，保证制作质量，并接受市城雕委办公室或者区、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城市雕塑制作过程中需对项目设计方案作变更的，制作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会同项目设计人员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五条（项目建成后的验收）

城市雕塑项目建成后，应当由市城雕委办公室或者区、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会同规划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的程序组织验收。经验收合格的，方可揭幕。

城市雕塑项目经验收合格的，制作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将城市雕塑的有关照片、图纸和文字资料等报送城市建设档案机构存档，并向市城雕委办公室备案。

第十六条（日常维护和保养）

城市雕塑项目建成后，应当加强日常的维护、保养工作，使其保持完好和整洁。

城市雕塑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工作，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分别组织实施：

（一）本办法第七条第（一）、（二）项所列的城市雕塑项目，由所在地的区、县指定的部门或者单位负责；

（二）本办法第七条第（三）项所列的城市雕塑项目，由建设单位或者所属单位负责。

第十七条（迁移或者拆除）

除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迁移或者拆除按照本办法规定建造的城市雕塑。因特殊情况确需迁移或者拆除的，应当征得市城雕委办公室或者区、县城市雕塑管理机构的同意，并由迁移或者拆除单位负责补偿。

第十（处罚）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造城市雕塑的，由规划管理部门按照城市规划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故意损毁城市雕塑，在城市雕塑上涂写、刻划或者擅自悬挂、张贴宣传品的，由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相关的法规、规章给予处罚。

第十九条（内部雕塑的建设管理）

本市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的国家级、市级或者区、县级纪念性城市雕塑项目的建设管理，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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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当前我国高校高师专业音乐教育课程不断完善和进步，专业的课程设置让学生更好地吸收专业知识，然而民间音乐却在无形之中被忽略。现阶段，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专业在教材选取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在课程设置方面也明显减少关于民间音乐这部分，由此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不够重视。因此，开设音乐教育专业的高校要对民间音乐更加重视，并且进一步完善教材选择、课时安排等。本文分析了民间音乐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的现状，并重点探讨了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的传承方法问题。

一、民间音乐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的现状

各个高校的民间音乐在整个音乐专业中的现状主要表现在观念方面、课程方面、教学教法方面、教材方面及师资力量方面，具体表现为：

1.学生对民间音乐的认知存在一定局限性。学生在学习音乐课程时，往往漠视民间音乐，认为民间音乐古老、枯燥、不够流行，不符合当前的学生心理，因此在学习民间音乐的过程中，学生没能形成正确观念，不懂得对民间音乐进行学习和传承，由此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肤浅性。

2.课程设置方面。首先，民间音乐的课程设置时间较晚，建国后至今，以国家教育部名义正式下发的高师本科《教学计划》只有两版，真正把民间音乐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必须课而进行设置至今还不到20余年，还有很多高校没有正式设置民间音乐课程。其次，民间音乐的课时相对较少，目前就大部分高校音乐教师所做的教学计划来看，民间音乐所占的课时要比其他专业相对来说少了很多，还有很多学校将民间音乐作为辅助课程。

3.音乐教师的教法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几乎所有的音乐教师在教学时采用的都是“灌输法”。虽然有部分教师在讲课时能够将课时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但具体教授方法却各不相同，有的侧重理论讲解，有的不讲理论，只对学生进行民族乐器的教学，单纯地进行技能方面的训练，或者简单欣赏一些民族器乐曲，这就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不全面。

4.当前高校所使用的民间音乐教材不统一。目前各高校所使用的民间音乐教材尚不统一，很多出版社编写的教材都没有作为民间音乐高师专业材。在教师所选用的教材中，有的是选自他人的出版物，还有的教师用的是自己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基本上是专业音乐院校教材的分支，而教师编写并能公开出版的教材明显不足。此外，教师们上课所使用的音响、音像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公开出版物，还有一部分是从他处转录的，教师亲自采风所得的资料很少。

二、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方法

1.重新树立民族音乐文化观和相应的音乐教育观。

首先，应该树立多元音乐文化观念。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和碰触，这就要求高师院校对文化的多元格局有明确的认识，形成多元的音乐文化观念，重新建立高师音乐教育体系，这既包括民族音乐课程的多元化，又包括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同时意味着高师音乐教育不仅仅要融合大量的民间音乐，还要融合其他的国家的民间音乐，更好地汲取前人及当代一切有益于理解音乐文化，并且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创造力和符合民间音乐的有效教学方法。

其次，树立与高师音乐教育相适应的民族音乐人才教育观。

高师音乐教育关于民间音乐传承人才的设定，应该结合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实际，各个高师院校所设的音乐教育机构，应当自觉地致力于建设当地音乐文化资源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高师院校应该吸纳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充实其教育内容，担负起建设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的职责，并且以这一机制为目标，设定高师院校培养民族音乐人才的规格，实现新型人才教育观。

2.确立民间音乐在高师音乐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首先，多渠道地引进民间音乐文化资源。高师院校的音乐教育机构应该自觉地进行采访和收集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并且将其引进到高师音乐教育之内，或者建立相关专业，或者开设相关课程。此外，将老艺人或者民间音乐家等引进高师课堂进行授课，教授学生特色的民间音乐。

其次，编纂专门的民间音乐教材，教材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国家教育部门应该组织全国民族音乐学界和高师音乐 教育界的专家和教师共同编写民间音乐方面的教科书，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应该广泛收集和利用我国民族音乐学界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音乐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应立足于五大集成出版的既有成果，制定将其转化为高师民间音乐教材的规划。

最后，创建新型的民间音乐教学方法，教学方法体现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受特定课程内容的制约，同时也受教学组织的影响。教师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并且富有创造性。

3.将民间音乐传承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

首先，应借助社会力量对高师院校的民间音乐教师进行师资培训，在高师中传承民间音乐，师资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当前我国专业教授民间音乐的教师极度匮乏，因此应该借助社会上各种办学力量，采用举办短期高校民间音乐师资培训班，对高校的民间音乐教师进行深度而系统的专业培训。

其次，成立地方专门的音乐文化研究机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的民间音乐文化异常丰富，这就体现出地方的音乐研究机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各地区应成立地方音乐文化研究机构，以充实对本区民间音乐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力量。高师院校也应该创造条件，成立自己的民间音乐研究机构。这样既能提高教师队伍的研究能力，又能突出高师民间音乐的办学特色。

最后，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民间音乐传承。要想更好地对民间音乐进行传承，光靠高师院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调动社会上一些积极力量，来共同营造一个传承音乐文化的良好环境，因此，应该呼吁社会各界都重视民间音乐的传承。

综上所述，民间音乐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音乐文化，急需得到更好、更久远的传承和发展，而高师院校的音乐专业则肩负着这一重要传承使命，希望各高师院校能够有针对性地根据当前现状制定合理的民间音乐传承方法，合理选取民间音乐教材，适当增加民间音乐的教学课时，并增强民间音乐课程的师资力量，同时积极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来引起全民对民间音乐的重视，使民间音乐得到良好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辛恩利.关于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建设的思考.艺术教育，2011，1.

［2］梅本红.浅议高师音乐教学.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3，2.

［3］何茜.音乐课程改革与教师教育理念的重建.中国音乐教育，2006，7.

［4］黄耀文.对高师音乐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中国音乐，2008，3.

依法监管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提出六个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金融监管法的实施。

[论文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担负着货币供应、资金融通、资本形成、风险管理、支付服务等一系列特殊职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利益产生的同时风险也相伴而生，另外金融市场的多变性、自发性等特点也决定了金融市场必须要有法律和制度的监管，才能确保金融活动的稳定进行。因此，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体系中占有基础的重要地位。

一、金融监管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依法治国理念和行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 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 And 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于。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各级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执行、规制和预算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六）协调监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