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和饶宗颐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路向的探索

总第３０９期　第１２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０９　Ｎｏ．１２

　哲学研究

梁漱溟和饶宗颐对中国传统文化

发展路向的探索

关术勇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梁漱溟和饶宗颐是我国不同时代的“国学大师”，二人学养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路向均有各自的独特理解。家世背景及成长环境的不同，造就了二者文化观上的差异。梁漱溟的文化观深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唯识学及陆王心学的影响，他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认为中国文化属于“早熟”文化，因此应以“刚”的态度作为价值取向，来反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以期传统文化之复兴。饶宗颐广为涉猎中国传统文化，以汉语言文字为根基，以考据学为方法，提出“新经学”的核心理念，在全球化开放性视野下来重新塑造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构建中华传统文化的圣经———“华学”，从而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全面复兴。尽管两位学术大家观点各异，但二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梁漱溟；文化路向说；饶宗颐；新经学；华学［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１９）１２－００４９－０８

梁漱溟不仅是国学大师，还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创始人，他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饶宗颐是享誉海内外的国学泰斗和书画大师。他在传统经史研究、甲骨文、简帛学、宗教、敦煌学、潮学、文学、诗词学及艺术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梁漱溟与饶宗颐均为一代国学大师，虽然年龄相差２０余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２０１５ＭＺＤ０１４）；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饶宗颐的文化观研究”（ＨＤＺＫ２０１９０３）

［作者简介］关术勇（１９７８－），男，黑龙江五常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伦理学、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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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都是著作等身、满腹经纶的饱学鸿儒，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路向等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梁漱溟提出了三大人生问题，进而推导出文化发展的三个路向，他秉持“刚”的态度来解救国人之痛苦，反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攻讦，以期传统文化之复兴。饶宗颐以汉语言文字为根基，以考据学为方法，提出“新经学”的核心理念，在全球化视野下重塑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构建“华学”，以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

　　一、梁漱溟和饶宗颐文化思想形成的背景

任何一种文化思想的产生，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有孕育其产生的源头，梁漱溟同饶宗颐两位学术巨擘也概莫能外。他们文化思想的形成势必会受到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各自成长所经历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近现代主要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观点。

（一）梁漱溟的家世背景及研学经历

梁漱溟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五子龢齐克的长子。至元十七年袭封云南王，后改封营王，１３６８年朱元璋灭元建明，梁漱溟家这一支系并没有北逃大漠，而是在归顺明朝以后定居于河南汝阳。因汝阳地属大梁，故以梁为姓。有明一代，梁家都拥有贵族头衔，地位显赫。后梁家后人进京会试中榜，做了直隶、正定等县的县令。从此梁家扎根于北京。到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时，家道中落，梁济虽中过举，做过几年小小的京官，但是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贫困与压抑中度过的。据梁漱溟回忆，他家后来几乎要靠变卖母亲的妆奁才能勉强维持日常开销。

梁漱溟出生前后，正值清在鸦片战争战败，割地求和，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梁漱溟出生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结果是清再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彻底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痛定思痛，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以及百日维新运动，以期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改变中国的面貌。由于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早年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较为开明，他不仅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新政，而且赞同戊戌变法，也可算作康有为、梁启超的拥趸。因此在清改革的诏令颁布以后，梁济就把梁漱溟送到了新派人物福建人陈鑅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中西小学堂”学习，梁济这一接纳新鲜事物的开明态度在１９世纪末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梁漱溟又先后进“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启蒙学堂”“江苏小学堂”学习，中间有两年是在家塾中度过的。

小学毕业后，梁漱溟进入北京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顺天中学堂”学习。梁漱溟受到西方文化熏染，一度执迷于资产阶级立宪派，幻想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能够实现，后因对清“预备立宪”彻底失望，又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运动，为辛亥的胜利贡献过自己的力量。后因厌倦了政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遂辞职回家，潜心研究佛法。时年仅十六七岁。后父亲梁济以身殉道，以期来唤起国人对于传统道德的信仰与热情。梁济的自杀对梁漱溟震动很大，也刺激了他重新归于儒学研究上来，由出世而入世。

（二）饶宗颐的家世背景及研学经历

饶宗颐１９１７年出生于广东潮安县城。这一年，正值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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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发起战争，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序幕，是年的中国兵戈扰攘。潮州人文荟萃，自古即被称为钟灵毓秀之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饶宗颐在成长过程中受益匪浅。饶宗颐之所以能成为一代鸿儒，与他的家学渊源是密不可分的。饶宗颐曾经说过，“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他的家学渊源奠定了他的文化根基。饶宗颐的祖父名兴桐，字子梧，生于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曾任潮州商会会长。饶兴桐有四个儿子，饶宗颐的父亲饶锷（１８９１—１９３２年）排行第三。饶锷理财经验丰富，积累了殷实的家产。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饶锷还是当地著名的大学者，并且是进步团体南社的成员。他创立诗社，并担任《粤南报》主笔。饶宗颐的母亲亦是名门之后，是府城清末户部主事蔡学渊的次女，文静贤淑，知书达理。饶锷为儿子取乳名“福森”，后正式以“宗颐”为其名字，就是期望儿子能够以北宋理学派的大学者周敦颐为榜样，成为一代鸿儒，又因为周敦颐号“濂溪”，故饶宗颐的取字为伯濂。

饶宗颐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汉学大师，同整个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父亲饶锷读书治学言传身教深刻影响着年幼的饶宗颐。饶锷既是商人，也是学者，他勤于治学、尤擅考据，尤其钟情于理学、佛学及乡邦文献。饶锷极爱藏书。１８岁前后便开始按清朝张之洞编著的《书目答问》中的“书目”收集图书。鼎盛时期，家藏图书典籍多达几万卷。１９２６年，饶锷建藏书楼“天啸楼”，藏书量之大在全国私人书斋中屈指可数。如此规模的私人藏书楼为饶宗颐创造了极好的读书环境。

饶宗颐１４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潮州金山中学学堂。该学堂前身是创建于光绪三年的清代金山书院，为岭东最高学府。饶宗颐自幼师从潮州清末秀才王慕韩学习古文，师从潮州著名华侨书画家蔡梦香学习书法，又先后同庄淑舆、杨栻习画，饶宗颐的大伯父饶瑀是擅长大幅青绿山水画的画家，二伯父饶宝球则收藏许多西洋画作，两位伯父家中的书画藏品都是饶宗颐学习临摹的珍品。如此优渥的家学渊源为饶宗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部学习条件，再加上他敏而好学、撷英采华，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国学大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饶锷积劳成疾而殁，年仅４２岁。是年，饶宗颐年仅１６岁。饶宗颐没有因家庭遭逢变故一蹶不振，而是继续父亲未竟之事业，续编完成了《潮州艺文志》。因饶宗颐耽于志学而无暇经商，家财便在他手中慢慢散去。这也正是年轻的饶宗颐一心治学的真实写照。

（三）研学境遇对二者文化思想的影响

综观梁漱溟与饶宗颐二位先生的成长经历及研学历程，既有相似之处，亦有所不同。一为王室后裔，地位显赫；一为巨贾之家，家境殷实。双方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且思想开明，因此两人自幼都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不同的是梁漱溟较早接触新式学堂的西学思想，而饶宗颐则是在传统文化领域涉猎广博，文、艺、学皆从教于名师。二人父亲皆为当世学者，各有所专。且二人皆年少丧父，梁父之逝促成了梁漱溟由佛家“出世”而至儒家“入世”的转向；饶父之殁激励了饶宗颐完成父亲编写地方志之未竟事业。二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皆有一种情怀意识，梁漱溟忧虑的是在当时西方思想冲击下，“早熟”的中国文化何以立足，这是忧患意识；而饶宗颐则怀有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心，彰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真义，使得中华民族文化真正得以复兴，这是复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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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说

梁漱溟借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唯识学和陆王心学的思想资源，结合中国当时社会实际和个人的生存感受，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理论。

（一）“文化三路向说”的基本内涵

何为文化？梁漱溟认为，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１］３５，而“生活就是

那没尽的意欲（Ｗｉｌｌ）……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１］３５。就“意欲”的满足与否，梁漱溟提出了人生的三个问题。首先就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各种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人类是能够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因此人们对物的要求终究会得到满足，并由此衍生出他的第一个“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其次，是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个体，人所能把握的只是人的外在形体，而无法去把握每个人的内心，因此无从确认他人的要求是否得到了满足，这就需要人们反求诸己，以求得内心之圆融。梁漱溟由此衍生出第二个“文化路向”，即“调和持中”；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人与自身生命的关系，无论何人都难逃生老病死的必然之势，再强的意欲也无法满足对自身生命的要求，这就需要人们从精神上超脱于现实世界，以求达到“涅槃”的境界，由此梁漱溟推导出第三个“文化路向”，即“反身向后去要求”。

路向既定，梁漱溟又抽丝剥茧，对东西文化的特点进行了提炼。他认为西方文化发展至今不外乎就只有“科学”与“民主”两个特长而已，科学的方法使得西方学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民主则使西方社会得到了发展。梁漱溟认为这两个特长，使西方文化具有了“征服自然”“科学方法”“德谟克拉西”的特点。与西方文化追求改造外物的态度不同，东方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并不注重所谓的“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而是另辟蹊径，自成一派。与西方提倡物质享受不同，中国文化向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因而形成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自身之间统一和谐的天人互益之境界，这是中国文化所独有之“特质”。印度文化属于较特别的一类，它寻求超脱现世，因此迥异于满足物欲的西方文化和乐天安命的中国文化，故而印度文化必然会转向对宗教的诉求，这便是其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点。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的特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梁漱溟认为，追根溯源就在于西、中、印三种文化所走的“文化路向”不同，进而导致了三种文化“根本精神”之差异：西方文化追求“意欲向前”，中国文化追求“调和持中”，印度文化追求“反身向后”。

（二）“文化三路向说”的价值取向

而后，梁漱溟又表明了他的态度，那就是孔子之所谓“刚”的态度。而至于究竟什么是“刚”的态度，梁漱溟这样解释，他说“大约‘刚’就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１］２３２。他还就这一路向给予了说明，他指出，“我今所要求的，不过是要大家往前动作，而此动作最好要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自欲望的计虑”［１］２３３。可见，梁漱溟是在目睹当时社会现状之下，提出这一观点，提倡人们奋发有为，保有一种向前的创造动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动力不是以物欲的满足为目的的，而是以发自内心的，超脱个人之我的向前的态度而引发，随感而应。唯其如此，才能兼备力量与活气。梁漱溟指出，“只有这样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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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作可以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完全符合我们从上以来研究三文化之所审度。这就是我所谓刚的态度，我所谓适宜的第二路人生。”［１］２３４这就是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描绘出的人类文化发展之样貌：意欲决定生活，而生活又决定文化，意欲的满足与否产生了人生的三大问题，进而由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它们分别由西方、中国和印度所代表。

（三）“文化三路向说”的意义与局限

毋庸否认，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说”确有其别样之处，不同文化所具备的特殊性与民族性，在其对不同的文化系统的比较中得到了关注，因此较之同时代的学说更具有进步性。梁漱溟这一学说的提出，打破了当时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化研究领域独擅其美的局面，为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争得一席之地。这在当时真可谓是别出机杼，因为当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论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西化派，还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虽然二者对东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和优劣的评判有天渊之别，但他们在面对中国文化时，无形当中还是将中国文化放置于西方文化的坐标系中进行的比较和评价。一般的中西文化比较都是通过罗列表层现象然后归纳出几点异同，在这一点上，梁漱溟不落窠臼。如前文所述，梁漱溟以“生活路向”为轴，进而对西、中、印三大文化系统作以归纳陈词，深入挖掘各自不同之精神内涵，剖释各家文化之特性，进而建构出这种由表及里的文化比较模式。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梁漱溟的这种比较模式的自身局限性姑且不论，就其具体研究方法而言，还是值得我们研习和借鉴的。

我们也应当看到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说存在着明显的主观性纰漏。他认为意欲决定生活，生活又决定文化。不同类型的“意欲”决定了不同类型文化的形成。在他看来，意欲的满足与否产生了人生的三大问题，并由此形成了西方、中国和印度三种文化路向。而出现这三种不同文化路向的原因，梁漱溟认为就在于西方、中国和印度远古圣贤的“意欲”有差别，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印度的远古圣贤对“意欲”以及生命意义的理解也要远高于西方圣贤，因此，中、印文化超越了正常的演化阶梯，直接走上了第二和第三条文化路向。这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文化“早熟”。毋庸讳言，实践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本质，只有实践才是人类文化的决定因素，而绝非某些圣贤的主观“意欲”。因此，梁漱溟的这种文化观是一种有着强烈主观唯心论色彩的文化哲学，无法揭示人类文化的最终决定因素。

就其价值而言，梁漱溟认为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并无良莠之分，存在即为合理。因此，在看到以胡适等为首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对待文化尊西卑中，大肆鼓吹西方文化之优越性时，梁漱溟坚决予以驳斥。梁漱溟认为，路向选择的不同造就了中西文化之差异。西方文化追求物质，中国文化讲求生生和谐，而印度文化则是注重超越现世的精神。此差异并非显证前者比后两者优越，而是由于中、印文化的“早熟”，在解决物欲问题之前，便踏上了第二和第三文化路向的道路。因此，就当时而言，中、印文化只不过是发展超前一些罢了。他强调：“西洋文化的胜利在适合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１］２２１

不唯如此，从梁漱溟对三种文化路向的演进理路来看，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属于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按照梁漱溟的文化发展理路，人类文化的发展路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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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的。这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据此梁漱溟认为，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照应，不同发展时期应有合乎其时的文化与之相匹配，因此原来合乎时宜的西方文化，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应地步入深层的发展阶段，故而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必将相继出现复兴。

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范围上，梁漱溟更多的是在为儒家代言，兼论佛家，在他的“三种文化路向”中所论述尤为明显，须知中华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儒家。正如前文所述，梁漱溟的学说基础建立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基础之上，虽然他本人声称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但是在三种文化路向的比较中，他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对中国及印度的体系进行了解构与阐释。与梁漱溟不同，饶宗颐对待中国文化有他独特的看法。

　　三、饶宗颐的文化主张

饶宗颐是被誉为与钱钟书、季羡林齐名的“国学大师”，但他本人极少提及“国学”一词，而是更倾向于用“华学”来指称中华传统文化。

（一）“华学”的文化包容性

饶宗颐曾经解释过为何自己更偏爱用“华学”一词，因为“国学”一词一般指本国固有的文化与学术，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就有“国学”这个概念与名词，但与今日所讲的含义不同，彼时的“国学”一般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近代以来，有部分学者认为所谓“国学”一词，似曾源自日本。在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荷田春满为代表的部分思想界人士，为挖掘日本本土固有文化，开始倡导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研究，遂有“国学”之称谓。也就是说中国有自己固有的文化与学术，日本、美国等国家同样也有自己固有的文化与学术，亦即都有本国的“国学”，因此，“国学”一词指向性并不明显，反而“华学”一词作为文化标签则具有更为鲜明的特色。用饶宗颐的话讲，中华文化并非认为疆界多能限定，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同样承载着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与义务，并且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他国学者同样可以研究与传播中华文化，“华学”更具有开放性、世界性。

关于“华学”的设想，饶宗颐这样表述道：“中华文明是屹立大地上一个从未间断的文化综合体，尽管历尽沧桑，经过无数纷扰、割据、分与合相寻的历史波折，却始终保持她的连续性，像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河滚滚奔流。至于今日，和早已沉淀在历史断层中的巴比伦、埃及、希腊等古老文化完全不一样。中国何以能够维持七八千年的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光这一点，已是耐人寻味而不容易解答的课题。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已失去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骛，久已深深动摇了国本。‘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掷。现在，应该是反求诸己、回头是岸的时候了。”［２］饶宗颐在文中强调反求诸己，认为国人应当找回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把古代先哲保留在历史长河中的道德关怀及生命体悟凝结而成的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给以新的诠释，传承与发扬，这也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二）“华学”的研究方法

饶宗颐认为传统文化本位意义的基础是“汉字”，他认为文化就如同祖国的山河一样，有表亦有里，而文字就是文化的根柢，乃国之文化灵魂所系，不可动摇。饶宗颐在《华学》发刊辞中强调中华文化是“一个从未间断的文化综合体”。他认为，中华文化历经千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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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不绝正是得益于中国博大精深的汉字体系。饶宗颐认为，“华学”的研究是建立在中华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的，语言文字是超越种族与国家之界限的，是文化立身之根本，而中华文化之所以“不废江河万古流”，就是因为汉字充分发挥了对中华文化的承载功能。

饶宗颐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方法与梁漱溟不同，他的方是以材料为基础的，更为偏重考据。他认为语言文字是根基，他将中华语文视为“华学”研究的基石。饶宗颐强调，中国的学问全是以文字学和文学为根底，没有这两个东西其他都是空的。由此可见，此亦是饶宗颐从事学术研究的根基所在。目录学是津梁。饶宗颐十分重视目录学研究，他认为自身学术的起点，就是从续写父亲饶锷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开始的，由此他才得以博览四部全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录学成为其后来打开学术之门的钥匙。他还强调“五重证据法”以及史学上的关联主义，注重揭示事物的历史发展、空间上的交互影响以及事物间的交叉错综关系。

（三）“华学”的核心内容

与梁漱溟纠结于文化发展路向不同，饶宗颐认为经学是“华学”的核心，因此饶宗颐提出了发展“新经学”的设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饶宗颐拓展了传统对经学的定义和范畴。他基于新的考古发现———郭店简及上博简两批战国竹简，希冀在新的情势下确立新的经学体系。饶宗颐希图确立中国自己的“圣经”，笔者认为饶先生此指并非以西喻中，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血脉根源的强调。正如郑炜明、陈民镇二位先生在《饶宗颐关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研究》一文中所述：“饶宗颐对于‘经’的重视，自是出于其坚守本位文化的一贯主张，但这并非一味地保守，而是从世界文明出发并返归中华文化自身的体认。”［３］１３１饶宗颐试图在新时代背景下建立一套更为全面的、更能反映中华文化全貌的“新经学”。其“新”表现在：“对文本的重新整理与研究，并注意出土的新材料；重新界定经典的范围，而不局限于儒家一系，强调儒道相济，各家并重，且重视文本的思想性；适应新的时代形势，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重新树立中国人传统的、正确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３］１３１

饶宗颐提倡的“新经学”并不局限于儒家经典等传世文献，在某种意义上更类似于涵盖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大典。饶宗颐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大与自贬都是不必要的。文化的复兴，没有‘自觉’、‘自尊’、‘自信’这三个基点立不住，没有‘求是’、‘求真’、‘求正’这三大历程上不去。我们既要放开心胸，也要反求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为’，不断靠近古人所言‘天人争挽留’的理想境界。”［４］在此我们可以看出，饶宗颐并没有将文化发展路向作以阶段性划分，而是指出对人自身的认知同对物的认知同等重要，人文学科同自然学科同等重要，既不要盲目自大，更不要妄自菲薄，国人的价值判断更应该建立在文化自觉、文化自尊以及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以求是、求真、求正为目标，从而完成中华文化“文艺复兴”的历史伟业。

提到“文艺复兴”，就必然要提到那场发生于１４世纪到１６世纪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文艺复兴”的概念在１４—１６世纪时已被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学者所使用。时人认为，文艺在经历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高度繁荣后，在中世纪衰败湮没，直到１４世纪后才获得“再生”与“复兴”，因此称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文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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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一。不难看出，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西方古典文化基础上的创新，更是一场新文化运动。饶宗颐基于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之下，立足中华文化本位，拓展传统经学范畴，涵盖诸子百家，超越儒家核心之局限，大力提倡“新经学”建设，力求融通中外与古今，诚如他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预期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即将来临，东方的“文艺复兴”指日可待。

综上所述，传统在不断发展中建构、完善，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会停留在原地不动，只有丰富自身血脉，才会避免僵化。无论梁漱溟还是饶宗颐都秉持着对中国本位文化的坚守。但是饶宗颐的坚守本位文化与梁漱溟有相同之处亦有所区别。二者都对中华传统文化怀有赤子之心，对本民族文化的忧虑之情，希望传统文化得以复兴。但是二者提出的认知路径有所不同。梁漱溟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三种文化路向是渐进的，而且是以意欲为依托渐进，这期间，梁漱溟还认为作为第二阶段的中国文化本应在第一阶段发展成熟之后才能进入，结果恰恰是本末倒置，中国文化在对物的开发改造上还没完善，便早早进入了人心的认知阶段，也就说梁漱溟所说的思想“早熟”。在这一点上，饶宗颐认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是自古而今一以贯通的，并未存在“早熟”一说，他所提倡的“华学”超越国度，直指文化内涵，因此从事中华文化研究的学者可把已存在于海外的中华文化纳入研究范围。

应当看到，无论是梁漱溟还是饶宗颐，他们都深切关注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走向，尽管梁漱溟囿于时代所限，在对文化的认识上开放性还不够彻底，在对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维护上似有一种悲愤抗争之意识色彩，尽管他夸大了主观意欲在文化发展路向中的作用，甚或造成自己理论上的一些矛盾之处，我们还是应当看到梁漱溟在当时西化论横行时为传统文化发声的忧愤与担当，作为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呐喊今日读来仍然振聋发聩，更是体现了他儒家入世之情怀。饶宗颐家学沾溉广泛，融通古今，且海外游学经历丰富，这些都使饶宗颐具备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因而他能够提出“华学”这一概念，并大力提倡“新经学”这一核心理念，着眼于现实的人文关怀，力求培养“通人”这类人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和“天人争挽留”的理想境界。

两位学界巨擘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观点有异有同，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

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根植于髓的血脉传承使然，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华民族文化同样不会拒斥外来新鲜事物与思想，它会在发展延续中不断地丰富与完善自身，它不会局限于一时、一隅，它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日，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辉耀于天下，迈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步履。

［参　考　文　献］

［１］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２］　饶宗颐．发刊词［Ｇ］∥华学（第１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　郑炜明，陈民镇．饶宗颐关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研究［Ｊ］．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９，（３）．［４］　饶宗颐．当有文化作为［Ｎ］．郑炜明，整理．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０７－０５（０５）．

〔责任编辑：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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