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

《西厢记》、《牡丹亭》作为我国戏剧艺术长廊中的“双璧”，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部剧作，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典戏剧中塑造出来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两部作品不仅突破了前人创作中关于爱情婚姻的主题内涵，而且分别塑造了各自时代特点的女性形象——崔莺莺与杜丽娘。她们身上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由于两剧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人物生活的环境不同，因此她们的人物形象内涵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崔莺莺；杜丽娘；形象内涵；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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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st chamber\galler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in China. By \"the west chamber\" and \"the peony pavilion\" the two plays, we can see in the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created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subject consciousness. This two works not only broke through the predecessors' works on love theme connotation of marriage, and shaped the respective era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image -- Cui Yingying and Du liniang. Them with many things in common: they are all in the feudal society has a rebellious character noble young lady, have a special liking to \"loveo \"love\" principle, in their own way to struggle against the feudal autocracy. But as a result of two different play the era background, people living environment is different, so their conno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lso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Key

word :Cui Yingying Du liniang Image connotation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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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目 录............................................................ III 引 言.............................................................. 4 一．性格的差异...................................................... 5 二．反抗程度的差异.................................................. 6 三. 崔莺莺与杜丽娘形象差异的根源.................................... 7

（一）时代背景的差异 ............................................ 7 （二）生存环境的差异 ............................................ 9 （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 9 参考文献........................................................... 11 谢 辞............................................. 错误！未定义书签。

III

引 言

封建社会的女性，在封建伦理纲常的压制下，处于一种惟命是从，逆来顺受的卑贱地位。然而在封建社会日益衰落的时代，反映在文学领域的女性意识越来越强烈了。本文以《西厢记》与《牡丹亭》中所塑造的女主人公为切入点,通过对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形象分析说明这一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强烈要求爱情自由和个性的呼声。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的婚姻完全操纵在封建家长手中，这样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愿望与封建礼教发生矛盾冲突。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是封建社会贵族阶层的具有叛逆性格的青年女性，她们在反对封建礼教、反抗封建婚姻制度、争取婚姻自主等重大问题上有许多相同之处。

崔莺莺与杜丽娘作为中国古典戏曲中的两位艺术典型，二人都出生在名门大家，自幼受到封建文化教育和严格管束。她们都经历了由恪守礼教的封建小姐到敢爱敢恨的深情女子的过程，并且都是把情摆在首位，藐视功名利禄。然而，我们读作品时不会对她们产生雷同感，这是由于她们所处的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所决定的。

崔莺莺出生名门，从小受到封建道德的教育和熏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经历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残酷，面对社会的压迫，养成了深沉内向的性格。面对封建礼教，从不轻易向人透露自己的内心。莺莺的爱情觉醒意识是由佛殿初遇张生开始的。当她遇到风流俊雅的张生，两人四目交投，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此时的她开始慢慢褪去了先前的娇羞，开始主动向张生投以好感。她们心有灵犀，彼此感受着对方的爱意。也由此，她对爱情展开炽热的追求，使他开始一步步地走上了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崔莺莺追求的只是单纯的爱情，她鄙弃功名利禄，面对张生被迫上京考试，她道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两下里。”她把“情”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在她的内心里是不那么重要的。

杜丽娘聪明伶俐，无书不览，无史不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擅长丹青。作为杜宝的独身女，家中对她异常宠爱。优裕的生活养成了她细心如丝的个性。自幼受到封建文化教育严格管束的杜丽娘，强烈地要求冲破禁锢思想的牢笼。戏中开篇为我们展示的是杜丽娘的生活世界，她的生活完全是由其父母设定的。“人性当中那些最本真的善良与亲情被掩藏起来，不约而同地用‘理’的规范去要求杜丽娘。”[1]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杜丽娘对老师陈最良关于《关雎》中“后妃之德”的解释不加认同，这其实就是她内心生活的一个反照，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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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了她尘封已久的心灵。“《惊梦》一出，面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满园春色触发了她对自我生命的惊异，继之则是通过《惊梦》中的‘梦’与‘寻梦’的描写，表现杜丽娘听从存在的召唤。[2]“惊梦”使她的内心起了波澜，此时的杜丽娘强烈要求找寻梦中的理想。可“寻梦”的失败使她由梦境的喜悦跌落到无尽的悲伤之中。她这一病就再也没好起来。可见她对爱情如此痴情，她宁愿为梦中的情爱而死，也不愿意遵从封建道德而苟活在世上。

崔莺莺的反抗主要是对等级制度与门第观念等传统礼教纲常的挑战，而杜丽娘则更多的是对当时统治阶层所改造过的程朱理学观念的叛逆，这是由于她们所处时代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叛逆路程所致。这些不同之处，使她们成为我国古典戏曲史上的两朵奇葩。

一． 性格的差异

在性格的塑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崔莺莺与杜丽娘的不同来。家庭氛围、学识修养、内在情思的不同，使得莺莺在追求情爱时多了一份内敛与娇羞，让人顿生怜爱之心。而杜丽娘大胆、痴情、一往无前的勇气，让我们看到了封建时代女性身上所爆发出来的动人光彩。

崔莺莺为追求自由爱情敢于蔑视封建社会的门弟观念。剧中的她是相国小姐，而张生不过是个飘零书生，在封建社会“门当户对”藩篱的影响下，她们的身份是不相配的，然而崔莺莺无视门阀观念与张生私定终身。在老夫人逼张生上京求取功名的过程中，崔莺莺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她根本不在乎所谓的功名利禄，一心爱着张生；另一方面，在当时男权主义的社会氛围下，莺莺担心张生一旦功成名就时，会将自己抛弃，到时自己将落的一场空。临行她嘱咐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那个时代一夫多妻制的存在使专一的爱情很难找寻。因为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总是与家族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她将爱情看得高于一切也有其特殊的意义。

莺莺深沉内向的性格使得她将自己的心思封闭起来，从来不主动向人透漏内心的情思。为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求的生存，她内心多了一份犹豫少了一份果决。可她精通诗词歌赋，追求自由爱情的思想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她久已尘封的心。渐渐地在她的内心萌生了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思想。她的沉稳总是能够将内心的强烈情感掩盖起来，永不失她那大家闺秀的风范，沸腾活跃的内心世界与冷静持重的外表和谐统一。她的内心总是有双重力量在做斗争。一方面，想爱而不敢爱，另一方面，不敢爱而又显得情不自禁。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在她冲破封建礼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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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红娘起着重大的作用。是红娘将她内心的那层隔膜一层层捅破。进而促使她与张生发生情爱，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那份真爱。

杜丽娘的“至情”观超越了传统的意识，表现出自我个性的强烈觉醒。《关雎》唤起了她内心的情感，在丫环春香的鼓动下，她到花园中散心，进一步诱发了她内心的情爱冲动。“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深深感受到春光如此之美却无人理会，不免叹息自己美丽的青春都在闺房中渐渐消逝。正是自然之景对生命的催发，使她迫切需要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为”至情“的爱情魂荐枕席，死而复活，敢为爱情奔走呼告，据理力争。

杜丽娘的觉醒源于文学作品。她对“后妃之德“有自己的见解。在丫环春香的鼓动下，踏入了充满生机的后花园。面对满园春色，她的惆怅无奈，她的不幸命运使得杜丽娘喟然长叹“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3]这一切使她内心的幽怨越来越多，于是，内心的强烈欲望促成了她对幸福人生的憧憬。自然的生机唤起了她的情爱，可觉醒的热情却无处宣泄，她只有到梦境中去接受爱情。最终，杜丽娘为追求这份无限向往但又无法得到的爱情抑郁而亡。死亡成为摆脱束缚自由爱情的契机，实现了现实中无法完成的爱情理想。

二． 反抗程度的差异

人的情感往往由多重因素发挥作用，诸如出生、性格、环境等因素，决定崔莺莺与杜丽娘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崔莺莺的内心是热情的，外表的矜持掩盖了内心的冲动。面对张生，言语间总是充满怨言，可在这怨言中往往包含着留恋与不舍，这一切正是她内心的自然流露，其敢爱而不敢爱的矛盾心理此时也真实地呈现出来。对爱情的强烈向往总是在与张生接近之后被现实环境所扼杀，这使她内心产生了难以抑制的不满和怨恨。她将内心的不满和怨恨都发泄给了周围的人，不管是对红娘也罢、老夫人也罢，就是对张生也怨恨到“闷杀没头鹅”。这正与前面提到的她外表矜持、内心冲动的性格相吻合。虽然外表平静，可内心热情。怪不得红娘说她“对人前花言巧语，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这足以见得她内心承受着巨大的苦楚。

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之后的莺莺一改往日的娇羞与内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胆。她与张生私定终身，全然不顾先前与表哥郑恒订下的亲事。表现出“出落的精神，别样的风流。”[4]此时的她已完全沉浸在爱情的甜美中。而冲破封建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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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杜丽娘，为爱情寻梦伤逝，也为了爱情死而复生，据理力争来得到封建家长的认可。这一切无不体现出她内心的强烈叛逆精神。死后对幸福爱情和自由的追求则将这种叛逆性格表现得更加彻底。还生后，她又一鼓作气，让自己与封建礼教制度相悖的婚姻得到社会的认可。一路行来，她为爱而死，同时也为爱而再生，执着地追求着甜美的爱情。

与莺莺相比，杜丽娘的苦楚则更加严重，她甚至连发泄的对象都没有，她的痛苦和不幸不仅来自自身，更来自环境对她所施的压迫。她爱美的天性和对生命的热爱全部都被当时的环境扼杀在摇篮里，她的爱人也只是在梦中见过一面，无实无形。心中的愤恨只能积压在心底，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刻，终会像山洪一样倾泻直下。

杜丽娘的不幸与痛苦始终是围绕“寻梦”展开的。由于封建礼教的极度压迫，她长期生活在没有与异性接触的孤寂世界里，因此她的内心是苦闷的。但崔莺莺却远比杜丽娘幸运，她先是许配给自己的表兄郑恒，后来又遇到了一见钟情的张生，并与之见面，互通书信。因此生活中也不至于那么落寞。可杜丽娘却只能在梦中与柳郎相见，对爱情的思念只能寄托在梦境中，她的内心是十分煎熬的。在阴间，她与判官据理力争。还魂复生后，她又奔走呼告，才如愿以偿地和柳梦梅走到了一起。

相比崔莺莺，杜丽娘的叛逆精神更强烈，她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更快也更彻底。无限春光使她萌生了对幸福人生的憧憬和对理想异性的渴望。然而，现实生活没有给这种憧憬与渴望的实现提供任何条件，所以她只有到梦中去寻找。因无法实现梦中的理想，杜丽娘含恨为情而死。进入鬼蜮的杜丽娘更加大胆痴情，她能为爱情而死更愿意为爱再生。她大胆争取还魂复生，复生后更让自己的叛逆婚姻得到封建家长和社会的承认。相较下，崔莺莺的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她走向反封建的步伐尤为艰难，其叛逆性格的形成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次，杜丽娘不是先于柳梦梅有了花前月下的那些浪漫情调后才激发了自己的欲望冲动，而首先是因为春心萌动后，迫切地感觉到青春寂寞难耐，因而自然地涌发自然的冲动才在梦中与柳梦梅相会。这与《西厢记》中崔莺莺对张生是由“情“到”欲“的过程截然不同。因此，也就更显示出杜丽娘反对封建礼教彻底性。

三. 崔莺莺与杜丽娘形象差异的根源 (一) 时代背景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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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产生的元代是一个“整个社会思想失去重心和平衡的混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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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内容，无疑是王实甫对元代社会的一种客观反映。思想方面，南

宋末年，蒙古铁蹄踏破了由程朱理学建构的世界，使程朱理学思想受到严峻的挑战。由于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使长期以来压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有所松动，造成了思想相对松动的局面。青年男女和下层人民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这也无疑有助于崔莺莺叛逆思想的萌生。政治方面，元朝建立后的很长时间内未曾举行科举考试，因此，儒生的地位一落千丈，沦为社会最底层。他们中的一部分文人为求得生存不得不出入勾栏瓦肆，嘲风弄月，创作了大量有关爱情、婚姻的杂剧，社会风气也随之改变。这势必给当时门第衰败的崔莺莺提供了“越礼”的契机，启发了她的爱情叛逆思想。经济方面，在农业逐渐恢复，社会逐渐安定的基础上，朝廷重视农业经营。与此相关，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反映市民阶层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进步势力逐渐增强。因而，文学史上就出现了反映时代新特征的崔莺莺这一形象。

《牡丹亭》所创作的明代。明王朝自朱元璋起就推崇程朱理学，这样使得程朱理学在当时发展到了极致。宋明理学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便是否定“情”，排斥“情”，视“情”为万恶之源。汤显祖认为，人性本是至真至善的，“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6]而七情六欲是罪恶的渊源，败坏人性、天理的根本。理学的目标就是明天理，灭人欲。针对理学的“性善情恶”论，汤显祖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人生而有情”、“世总为情”、“性无善无恶，情有之”。[7]人性本无所谓善恶，情欲不是罪恶之源。相反，“情”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类全部活动的起点，社会的一切进化与进步，都是“情”作用的结果。

汤显祖以“情”为核心的戏剧观，确立了“情”的崇高地位。与传统的“文以载道”之说大相径庭。传统文学观认为，道是文学的根本，文只是载道的工具。汤显祖作为以“情”反“理”的信奉者、实践者和传播者，以《牡丹亭》扩大了“情”的影响。作品以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创作出了杜丽娘这一艺术形象。通过“梦境”与“冥界”的巧妙处理，使杜丽娘越出“现实与世间对她的人生与精神的约束，成全一个无限自由的空间与境界”，从而大胆地获得美满的爱情。杜丽娘与束缚她的社会环境的矛盾，表现了“情”与“理”的尖锐对立。《牡丹亭》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在于，不仅是具有反抗性的主题思想，而且还由于他忠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代青年妇女的苦闷。明代的贵族显宦并不隐藏它们淫乱的性生活，而当时妇女所受的封建礼教束缚却比她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严重。从这个悲惨的事实中，可以见出当时妇女生活的一斑。戏曲中的杜丽娘奉命读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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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的监禁下，一个少女连午睡和游后花园都是不道德的。正因为汤显祖不加掩饰地道出了青年妇女的心事，所以作品一出，家传力诵。

（二） 生存环境的差异

崔莺莺和杜丽娘对封建礼教的斗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一致的。由于各有其时代背景的特征和具体的不同处境，她们进行斗争的方式不可能完全相同。汤显祖在创作时也不满足于前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他所塑造的杜丽娘自有其时代的特征，在规定情景这方面，就和《西厢记》有较大的差异。相国之家门第高，反而决定了老夫人和莺莺之间不可能朝夕相处，这反而为崔莺莺和张生的的见面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元代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当时社会风气比较开放，思想比较活跃，因而才有了崔张二人为追求爱情的勇敢行为。而杜丽娘所处的社会环境处处禁锢着自身，以致她的情爱只能到梦中去寻找。

《西厢记》向人们揭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不合理，男女青年的 爱情高尚纯洁，合乎人情事理。王实甫从元代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一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战斗姿态出现去解决社会问题。

杜丽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典型，她只有在梦中才享有甜蜜柔美的爱情，一回到现实世界，除了道貌岸然的父亲杜宝和迂腐酸臭的老秀才陈最良之外，她从没有接触过异性。杜丽娘不像林黛玉那样，被扼杀在爱情之中，而是死于对爱情的渴望，对幸福的强烈欲求。这个形象是对中国封建禁欲主义的强烈控诉，是对明代严酷的礼教统治的强烈反叛。

崔莺莺出生比杜丽娘显赫，相国小姐的身份，高深的文化素养，已经和郑恒定亲的特殊身份，这一切都使得她在爱情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她一方面强烈追求爱情，另一方面又战战兢兢。因此，她有“乖性儿”与“假意儿”，骨子里有一种欲说还羞、欲罢不能、深沉曲折、迟疑反复的性格特征。

明代的贵族显宦并不隐蔽他们淫乱的性生活，但是当时妇女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却比她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严重。杜丽娘的奉命读书，正是当时社会的风气。怪不得一个少女连午睡和游后花园都显得不道德。

汤显祖在《题词》中写到：“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尔。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8]正因为有了封建的“理”，才会迫使人提出反封建的“情”。他是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批判。

（三） 时代思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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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无论是何种题材，他都会打上作者生活时代的烙印，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见证着作者对生活的认识与感悟。《西厢记》创作的元代，文化趋于多元。蒙古贵族的入侵打破了由程朱理学所建构的社会，因而宗教十分盛行，信仰也十分自由。“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9]这直接导致了程朱理学思想的松弛，人们的思想也开始变得较以前宽松。但是由于封建礼教思想根深蒂固使得人们的思想并不因为蒙古人的入侵而变得松懈。作为维护封建礼教的家长，并未放松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传播。崔老夫人作为当时封建家长的代表，始终围绕封建礼法来约束莺莺，身为相国小姐的莺莺从小就处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她的命运也一直被封建家长所操控。莺莺作为时代思潮下的代表人物，其爱情思想与当时礼教相悖。封建礼教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她与张生的爱情。即使在她们做出艰辛的努力之后，爱情出现转机时，崔老夫人又以“你明日便上朝应试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可见封建礼法对人的束缚有多么严重。

《牡丹亭》所处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已由盛唐的巅峰经宋元而不断滑向低谷的明代。思想统治成为了没落统治阶级垂死顽抗的一种惯常手段。相比崔莺莺而言，杜丽娘所处的时代压迫更加严峻，统治者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后妃亲自编写提倡贞操节烈的妇女道德教科书，大肆旌表所谓的贞妇烈女，以此来束缚广大妇女。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给封建统治严峻的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思想学术界涌现的王守仁学派和李贽提出的异端邪说，这些学说反对男尊女卑的观点，提出男女平等、个性的思想。这些思想批判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赞颂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的人格。所以，杜丽娘正是这个时代新旧势力的产物。

综上所述，《西厢记》和《牡丹亭》是中国戏曲史上的典范作品，崔莺莺和杜丽娘也都是光辉灿烂的艺术典型，但由于两部作品的环境与时代背景的不同，崔莺莺在爱情的道路上曾表现得动摇不定和缺乏信心，而杜丽娘执着追求爱情的艰险历程，绽放着肯定人欲、张扬个性自由的思想火花。从《西厢记》到《牡丹亭》，可以看到一条积极浪漫主义发展的清晰线索。《牡丹亭》继承并发展了《西厢记》的反封建精神，也继承并发展了《西厢记》的现实主义传统。因而，杜丽娘的叛逆比崔莺莺更为彻底、主动，更具深刻的思想意义，杜丽娘是崔莺莺形象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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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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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元史·孝友传 列传第八十四，孝友一[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2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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