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转型视角下党的执政方式的衍变
王金水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在给经济社会体系增添了新的活力的同时,也给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带来严峻的挑战,使党的执政方式遭遇到一系列困境,主要体现为执政主体利益诉求的困境、权力行使方式的困境以及执政资源的流失等。面对这一系列的困境,执政党需要认真地加以反思,认真地研究政党执政的规律,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
关键词经济社会转型执政方式执政资源
党的执政环境随经济社会转型而变迁
中国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上保持高速增长,民众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政治上扩大了民主政治的基础,赢得了民心,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正如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所指出的:一切进行变革的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政治权力从旧人之手向新人之手的转移。新的政治领导的起源和本质已经成为变革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而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则是一个社会将固守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尽管布莱克对政治领导主要从个人的角度加以分析并对其决定性作用可能有所夸大,但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言,政治领导这里不仅指领袖个人,而且包括党组织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纵观改革开放过程,没有中国党强有力的领导,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无法想像的。
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开放倒逼改革的格局逐渐形成,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全球化对执政党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执政能力竞争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在此背景下,我国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这是一种系统化的、大规模的和带有根本性的转变过程,是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其主体涵盖整个社会结构,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了经济方面的
转型,又内涵着社会体系的变革;既体现在制度方面,也反映在结构方面。它的重要特点就是改革从经济领域向和社会领域衍进,从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进一步深化。从后果上看,这种经济社会的转型给我国的经济社会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因素,同时也给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带来严峻的挑战,使党的执政方式遭遇到一系列的困境,党的执政环境随经济社会转型而发生了变迁。
执政方式遭遇的困境
(一)执政主体利益诉求的困境1.转型造成利益主体的多元与冲突
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利益组合短期内尚无法完全消弭,市场经济又孕育了新的利益组合和利益诉求,同时这两种一定程度上的混合又衍生出具有转型特色的新的利益主体,如此交织在一起的诸多利益主体和利益矛盾,必然使经济社会的转型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所以,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需要执政党和化解各种矛盾与冲突,进而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尤其需要执政党转变执政方式,建立新的协调和平衡机制,使社会运行在多元利益冲突中保持和谐与平衡。与此同时,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出现了多元化,执政党的决策和执行过程越来越受到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掣肘。因此,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已经不合时宜,执政党的职责应是在尊重多数人利益的同时保护社会弱
1332009.6势群体,防止社会大众被弱势化,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
2.正视执政主体的利益诉求
中国党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为人民服务应该是党员最朴素的入党动机,也是最崇高的价值取向,当然也应该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执政权力观最集中的体现。但是,经济社会转型往往容易激发起民众的各种欲望,所有的欲望被动员起来,但社会的实际提供能力有限,社会现行的各种制度、规范所受的压力就会大大上升,社会稳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经济社会的转型导致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优先于其他利益,而低层次的物质利益追求往往会阻碍文明的进步,导致道德水平的下降,但完全超越物质利益而追求精神的满足是不客观、不现实的。马克思曾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体现在从物质到精神、以精神追求促进物质利益不断拓展的辩证过程。同时,只有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满足,才能为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提供可能。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个人利益的实现与他人利益乃至群体利益的实现存在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当自我利益得不到实现的时候,作为理性经济人,是无法逾越利我而去利他的。
发挥执政党在社会进步中的领导作用,必须妥善处理好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各种的利益主体已经产生。无论哪个利益主体,都对执政党存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强烈诉求,都对与自身休戚与共的利益孜孜以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和他们的自身利益相关。中国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也难免或已经产生了与自身相关的利益,如何调节和处理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利益关系的调整不是任何利益主体自身所能够解决的,尤其是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和规范,只能由和执政党来制定。执政党必须能够从具体的利益关系中超脱出来,扮演仲裁者的角色,才能够公正地协调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诉求。
(二)权力行使方式的困境
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观认为权力是一种政治强制力,权力体现的是一种管理关系,强调占有、支配和控制,具有命令和强制的特点。权力是一种以法的形式固定的对社会各方面的管理关系,它反映的是一定的政治生活;权力是一种不得不服从的强制力量,而不论这种服从出于何种原因;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包
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其职责范围内拥有的对社会或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这些观点虽然提法各异,但都把权力界定为一种政治强制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执政环境的变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强化,政治强制力的权力观难以为继,陷入了困境。正如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意识形态能够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并且能将政治权力转换为政治权威,而这种政治权威不仅比赤裸裸的暴力和强制来得容易和持久,而且还能节约执政成本,使执政者用较少的政治资源达到理想的统治效果。他认为:与用强制手段相比,用权威手段进行统治要经济得多。所以,现代政治国家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权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政治强制力的时代即将过去,需要更加人性化的权威手段取而代之,政治强制力权力观面临困境。
(三)执政资源的流失
执政资源是指可供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履行执政使命、提高执政效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总和,它是执政成败的重要变量。执政资源一般可以分为政治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意识形态资源等。执政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原有的执政资源会不断流失。
1.组织资源不断损耗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弱化了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党在基层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呈现不断损耗的趋势,一些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减弱,有的甚至软弱涣散。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一些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党员意识和执政意识淡薄,未能很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些领导干部只关注经济发展,组织动员能力、依法行政能力严重不足,与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不相适应。另外,由于经济社会转型导致利益分化,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驱动,党内的现象一直屡禁不止,甚至一些行为已经超越了民众可以承受的限度,引起民众的广泛不满和反感,从而损害了执政党的公信力,严重威胁着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所以,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补充不断损耗的组织资源,就会严重影响执政党的执政效果,动摇执政党的执政根基。
2.执政面临政绩困局
党的执政能否稳定,能否持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取得的实际执政绩效。这种绩效利普塞特称之为有效性,他指出:几代人时间的长期持续的有效性,也可以给予一个政治系统以合法性。在现代世界,这种有效性主要是指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中国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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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于其执政合法性的形成和巩固起了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也由此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但是,这种合法性的维持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有时这种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片面的经济增长反而有可能带来政绩困局,目前我国与经济增长伴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突显,甚至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亦使党的执政资源面临流失。
的同意,政权产生后的具体政治运作必须遵循民众同意的规则。同时执政能否被社会和民众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的绩效,正如利普塞特所指出的:长期保持
在今天这样一个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
后传统社会中,权威无法再通过象征性符号或者通过声
,而是必须通过令人信称情况向来如此而获得合法性
服的制度机制实现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政治协商和民主参与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构成了现代社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因为在该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
。哈贝马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
执政方式的衍变
中国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实施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党的执政方式遭遇困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并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体现了中国党对新的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和科学判断,必将使党的执政方式发生衍变。
(一)从硬权力到软权力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是党面对经济社会转型提出的新的执政理念,党的执政将告别传统的统治状态,进入现代治理的境界。统治与治理是两种不同的政治逻辑,传统的统治是一种硬权力,强调占有、支配和统制,具有命令和强制的特点。而治理是一种软权力,强调影响、渗透和。软权力相对理性、温和,在权力观念上,认为权力有限;在权力分配上,主张分享共赢;在权
力监督上,主张内外监督并举。
斯曾指出: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民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
因而,合法性基础的构建对于现代政治体系的稳进。
定具有关键性意义。
由此可见,为适应经济社会的转型,执政党需要调整执政理念,转变执政方式,从硬权力的统治向软权力的治理衍变,增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从而真正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二)公民权利从抽象到具体
民主执政的核心理念是主权在民,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有序的政治活动依赖良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热情。将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公民权利的真正落实,就成为民主执政的制度设计的核心内涵。
党的十七大特别强调要加强公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并提出要确保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出现差异化、多元化与参与化的趋向,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之中,特别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来,公民个人的权利正在得到真正的确认与落实。
但是,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使公民权利真正得以落实,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权利既神圣又脆弱,它在理想的层次上是天赋的,但在现实的层次上是人赋的。要使公民权利从抽象落实到具体,它要求党的执政方式进行调整,要求给政治权力的行使和个人野心的膨胀设置障碍,要求为个人意志和利益与公共意志和利益的协调创设足够的价值空间和制度空间,尤其是要求党在执政过程中既要消极地不作为,以避免侵犯公民权利,又要积极地作为,以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公民的经济、社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一文中指出,硬权力是通过威胁或者奖励,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而软权力则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之能力。也就是说,硬权力的运用,表现为借助命令、胁迫等手段,直接迫使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行为;而软权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执政者的吸引力或者政治主张的号召力,以与公民协商和公民参与的方式,让公民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从而间接地影响公民的政治偏好。软权力的行使既可增强一国国民的凝聚力和意志力,又可提高该国处理国内外事务的能力,还可以对一国和民众产生心理和行为上的影响。总之,软权力通过吸引力、影响力而非强制力、控制力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对于执政者来说,往往能够起到硬权力无法起到的作用。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认为国家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的,政治权力的获得必须得到被管理者
1352009.6会和文化等权利的实现提供稳定安全的制度保障和环境。
(三)从不计成本到注重效益产出
在过去的执政过程中,我们党常常忽视执政成本,导致执政成本居高不下。而执政成本过高,会削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降低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只有执政成本与执政收益实现了大致的平衡,执政资源才不会过量消耗,经济社会才能够持续发展。如果执政成本小于执政收益,执政资源就会获得增长,政权就会稳定和巩固;如果执政成本超过了执政收益,执政资源就会被过量消耗,执政就会存在潜在的危机。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我们党已高度重视执政成本问题,越来越要求实现执政目标和执政收益的最大化,实现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之间、执政成本与执政产出之间的平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执政方式正在从不计成本转向注重效益产出,只有把节约执政成本与执政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降低执政成本,才能使党的执政能力在执政实践中不断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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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危及到党的执政地位。面对这一系列的困境,我们党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研究执政规律,转变执政方式,实现从硬权力到软权力的转变,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并实现执政成本与执政产出之间的平衡,以真正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
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这一方面给经济社会体系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时也给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带来严峻的挑战,使党的执政方式遭遇到一系列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执政主体利益诉求的困境、权力行使方式的困境等。由于执政方式遭遇困境,导致执政资源不断流失,我们党需要及时地补充新的合法性资源,对自身的执政方式进行反思,否则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削弱,甚至会出现合法性
作者简介:王金水,1966年生,法学博士,江苏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范旭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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