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变法通议》有感
说到戊戌变法，大家都知道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变法运动, 同时也是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说到维新思想的的代表人物，大家一定会想到两个人——康有为和梁启超。说到变法期间影响最深远、销售量最大的一种刊物，就是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变法通义》洒洒洋洋共7 万多字, 分为《自序》、《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 论学会》、《论师范》、弋论女学》、( 论幼学》、(论学校余论》、《论译书》、 《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 论金银服落沉《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14 篇文章。前11 篇先后发表于1 8 9 6 年一1 7 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 《时务报》各期, 后3 篇为变法失败后之作。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反复强调和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比较全面、系统和详尽地提出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步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他开宗明义地写道: “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变者, 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 万国蒸蒸, 日趋于上, 大势相迫, 非可阔制。变亦变, 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 变之权操诸己, 可以保国, 可以保种, 可以保教; 不变而变者, 变之权让诸人, 束缚之, 肥骤之。呜呼, 则昨吾之所敢言矣! ” 强调“ 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事、商务等, 斯乃立国之元气, 而致强之本原也。” “ 君权日益专, 民权日益衰, 为中国致弱之根源。” 他赞称孟子“ 国必自伐, 然后人伐之” , “ 能治其国家, 谁敢侮之” 的名言。他还说: “ 不能创法炸圣人也; 不能随时, 非圣人也。” 既然“ 变” 是公理, 对中国来说, 又到了炸变不可的地步, 否则将无以图存, 那么从哪里入手, 变法的根本又是什么? 梁启超说: “ 吾今一言一蔽之曰, 变
法之本在育人才; 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学校之立, 在变科举; 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这就是《变法通议》的主旨。梁启超说：1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 《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我们是师范生，所以讲讲梁启超的《论师范》，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当时府州县学官及蒙馆学究多系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其误人子弟，势所必然。而洋学堂中的西洋教习，亦每每存在有言语不通，翻译失真。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等五大不利因素，而且，西人不懂中华经典，“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任用西人，授人以柄，究非长策，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那么师范学校之制又如何确立呢？梁启超参考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提出了如下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至于教学法，学习《札记·学记》而循而用之，殆庶几矣”。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必须将师范学堂的设立同小学堂的设立结合起来。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梁启超《变法通议》一书生机勃勃，其见解不乏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深刻批判封建制度的腐朽，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他说：“彼君臣上下，尤瞰然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浮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腐敝，不可收拾。” 接着，他反复阐述不变法的危机，说明变法的必要。他指出：世界万
事万物都是变化的，变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生机，不变则一切万物都会死去，因此，“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势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阈制。变亦变, 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 变之权操诸己, 可以保国, 可以保种, 可以保教; 不变而变者, 变之权让诸人, 束缚之, 肥骤之。呜呼, 则昨吾之所敢言矣! ” 梁启超还在《变法通议》中以世界历史为例，说日本以“自变”而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他以振聋发聩之势要求清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免遭吞并或瓜分的命运。文中还指出变法的本源是“变科举”。他揭露出旧的科举制度禁锢人的思想，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要更改这种状况，就要变科举，兴学校。他还指斥今日讲求变法者不知本原的种种弊端，指出变法的根本，即“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兴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提出变法必先变人，改革封建官僚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而且文章文字生动流畅，在当时曾传诵一时，一时之间上至“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新会梁氏者。”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因此，他所鼓吹的变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变法。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变法通议》在当时社会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上自皇帝, 下至士大夫无有不知者。有力推动了戊戌变法的开展。它在梁启超前期的著作中, 是重要的政治论文, 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即使在梁启超一生的全部著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是梁启超的成名之作, 它和梁启
超的名字一起载入了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