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即传统学派,在美国建立发展,与60年代产生于西欧的批判学派相对应),由于研究课题经费的出资者多为或报业或广告公司,所以其大部分研究(尤其是传播效果研究)是以传播媒介为中心的,为适应出资者的需要,研究方法及目的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因而极少对传媒、传播者进行分析批判——往往先入为主夸大传播媒介的传播效果,而忽视传播制度本身缺陷及社会的其他方面——如政治制度、经济条件、人★各抒己见
也为编辑
讲几句
■李 健
均受教育程度等对传播及传播效果的影响。
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大众传播制度及编辑方针是毋庸置疑的,这且不论,笔者只想从人均受教育程度展开而论——事实上假设某家报纸每天都要辟出版面教人识字断句,那么这张报纸是不可能讨论现行政治的不合理性,少数权力层人士把持的社会中流弊之类,读报人或编报人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报上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句话都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金玉良言。所以一个国家文盲越多、经济越落后,报纸的教化作用愈明显,而这种教化作用及随之而来大众对报纸的迷信心理,又会制约报纸的大众化、商业化,从而阻碍报业成为自由企业走向市场。
这大概是长期以来宣传及宣传理论迷信心理存在的社会基础,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政治民主化的日益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大众传播也将要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受众的多样化、非群体化,要求传播内容要由传播政令为主,转化为传递信息、描述事实为主。事实上,我国的新华社及各级党政机关报,不仅仅只是国家通讯社、党的喉舌、立场的代言人,也是信息或消息总汇。报纸(包括为数不多的非党政机关报)也不单是“观点纸”,也是“新闻纸”;不仅仅只起教化作用,而且也起传播信息作用。——既然如此,对于那些以夸大传播效果为基础
的宣传及宣传理论,就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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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了。
公道话
——图书编校质量之我见
新闻出版交流1997年第3期
近年来,当读者、作者纷纷谴责一些质量低劣的出版物时,往往都把编辑推到了被告席上。一些读者甚至当面指责说:现在当编辑的水平太低了,很多书错误多得没法读。作者也常对出版后的书的质量大发牢骚。当然,读者确实有权要求得到高质量的出版物,编辑也确实对图书质量负有相当大的责任。但是编辑也有自己的苦衷。图书出版是许多人和许多部门合作的结果。除书稿本身的质量因素外,在出版这一阶段,除了直接处理稿件的编辑以外,还有校对员、录入和制板操作员等也参与着对稿件文字的校改处理。这些人员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责任心也直接关系着图书的质量。本文主要就导致图书质量差的最主要的两方面的因素——编辑和作者做一分析。
编辑在图书出版的具体过程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打一个不一定很确切的比喻,书稿好比婴儿,编辑好比保育员。把孩子交给一个不懂得保育的人或一个不负责的人,孩子一定要遭
上的错误就会有很多。这时编辑就会感到错误改不胜改。但在这个阶段留给编辑的时间已很不充裕,而且按道理说此时已不允许编辑再对原稿作加就这样铸成了。
那么编辑们为什么不能把书稿加工得很好呢?书稿加工后仍然有不少错,除编辑缺乏责任心等主观因素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我们不妨深入到编辑的具体工作中去研究考察一番。
拿到一部书稿,编辑不可能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文字上。他总是首先要注意内容。如果内容上还有不少问题,他就要先找出并修改不合适或错误的地方。在读稿的过程中,他会同时修改语病、错别字、错标点,这样改下来,一遍肯定是不行的,两遍、三遍也不一定能改好。自己写一篇文章都需要反复修改,还很难说决不会再有错,十几万、几十万字的书稿,大小错误都有,编辑的心思再缜密,也不可能在一遍、两遍之中把所有的问题、错误都发现和改正,何况有的问题和错误编辑因缺乏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编辑的专业知识不可能完全覆盖他
清晰的书稿在排校的过程中产生少量错误,也是容易处理干净的。这样,图书的编校质量也就容易保证。
然而实际情况往往不是如此。要的。问题的症结还在作者所提供的书稿上。编辑通常面对的是十几万、几十万字的一部稿件,书稿是各种作者用各种书写工具写出来的(现在也有作者已录入磁盘的稿件,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论及)。现在有些人写东西很随意,字形不规范,笔画也不规范,胡乱写草字,胡乱简化,胡乱用标点。似乎只有学生和编辑才讲究文字的规范,似乎随意写的文字可以在变成印刷品的同时自动变得规范。在不少作者看来,印刷品是不应马虎的,而手写的稿件则可以马虎;书稿即草稿,“不然要编辑做什么?”他们甚至这样说。不少作者不仅文字不过关,而且对自己的书稿不负责任。引用的文字不核对,请别人代抄后也不看一遍,自己写的就更是无需再看。一些作者把书稿自行录入电脑,字迹的难辨是解决了,可是录入后不认真校对,比手写的书稿错误率更高。整齐清晰的印刷体文字常常使人产生错觉,比比皆是错误
工了。匆忙之下,“编校质量不合格”使书稿经编辑加工后无错是很不容易
殃。保育员好,孩子就可以长得健康、所处理的各种稿件)或手头缺乏可依就更难发现。以上这些并非个别情聪明。同样,把书稿交给一个水平低据的资料而无法发现或无法处理。况,如今那些文字流畅,规范清晰,少或不负责的编辑,书也会遭殃。编辑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书稿在某一方面有错字病句的书稿是极难见到了。
作用之重要贯穿于图书出版之全过专业性很强,那么在这一方面的知识
如果仅仅是作者省力而编辑费程。从书稿到图书,编辑在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且不说选题的策划,作者的选择组织,对书稿内容的要求建议、全面审读和对内容提出修改意见,单说书稿的文字,如果经编辑之手还不能使书稿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错误遗漏全部改正的话,经过排版(录入)这些错误决不可能自动消失。而且排版的过程还会出现新的错误,如果书稿字迹不清晰或不规范,排版员校对员都可能因不能准确辨认而排错校错。因此,排校后的校样比起原稿来,通常是还要有更多的错误。通读校样是消灭错误的最后一个关卡。但由于原稿中尚有一些未能改正的错误,再加上排校后又增加的新错,校样
可靠性就应该完全由作者负责。但现在一切错误都要由编辑负责,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既然一两遍甚至三四遍都不能保证原稿无错,那编辑应该在一部书稿上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才能作出这种保证呢?现在的出版社的计划是不允许编辑在加工书稿上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
当然,从理论上讲,一般内容的稿子,如果原稿经加工可以做到无错而又清晰规范,经过认真的三校和认真的通读应该是可以无错或极少错误的。如果原稿基本无错,或问题比较单纯,易于加工,尤其在文字上比较规范,那么,编辑认真审读加工,一遍或两遍就可以使书稿基本无错。无错的
劲,倒也罢了。问题是编辑费劲也无法弥补作者省力所造成的麻烦。前面已经谈到,无论如何编辑不可能代替作者的工作。著书立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部书稿的产生(即使是基础的、通俗的读物)是需要作者具备相当的学识功底,花费许多心血和艰苦的劳动的。这本来是治学的人都应知道的事,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风气坏起来了。本来无力写书的人也在写书就不必说了,有的人也是有专家学者的头衔,或者还是著名的,不负责任的,也是大有人在。书稿错误百出,编辑改不胜改。作者花费一年半载还没有弄好的书稿,要让编辑在更有限的时间里编辑好,成为优质的图书,实在
《文学美质论析》 文学的本质,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本书针对长时期来单纯运用哲学认识论和一般社会学解释文学本质的偏颇,着重从艺术美的角度对文学的审美本质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和论述。同时在对大量文学现象和创作实践进行分析研究、尊重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意吸收了现代艺术美学、文艺心理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方面的新成果。孙钦华著、云南大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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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难了呀!当然,滥竽充数、不负责任的编辑也是有的。这就使图书的质量问题更为复杂了。
以上问题只是在正常出版的前提下出现的,至于由于卖书号、非法出版造成的低劣读物,就暂不去说了。殊不知在正常前提下的、习以为常的问题,才是更难治理的问题。人们都在理所当然地把编校质量的问题归咎于编辑,把责难的矛头对编辑,以为只要加大惩罚力度,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以为,这样做虽然也可以收到一些效★书海撷珠
高
■贾鸿鸣 汪向同同志著述的《我的丈
夫冀朝铸》(以下简称《冀》书),
即将在冀朝铸同志的故乡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付梓出版了。这既是献给具有不平凡的44年外交生涯的冀大使的一份珍贵礼物,更是一部以外交使节亲身经历果,但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图书编校质量。那么,到底有什么办法来扭转局面呢?我认为较大幅度地减少图书出版的数量,实行图书限量出版;提高优质书稿的稿酬,卡住劣质书稿的出版,制定规划宁缺勿滥。质量上严要求,数量上有。此外,还需制定出图书质量的责任细则,哪些问题由编辑负责,哪些问题由校对负责,还有哪些问题由作者负责,均有明确规定。前几年作者感叹出书难,是因为出版社为经济效益所迫不敢出赔钱书造成的。如果出版社为质量危机所迫拒绝接受劣质书稿,再一次让作者感叹出书难的话,书稿的质量就可望提高,图书的质量也就可望提高了。质量问题确实已是出版事业的危机。仅仅抓住编辑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抵制劣质书稿,编辑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可是稿费的普遍低而差距小,促成了作者的粗制滥造;出书数量的不加大了书稿的需求量;出版规划、出版周期的缺乏灵活性,了编辑对书稿的退改和否定,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妨碍编辑对作者提出较严的要求。方面就图书文字质量追究作者责任的批评也不多,倒是对作者无原则吹捧的风气很盛。这些都不利于书稿质量的提高。总之,如果能从多方面来有力地解决低劣书稿的问题,再加上对编辑编校质量奖罚,书稿的编校质量是可以改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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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爱
国时主代义强的
音
——评《我的丈夫冀朝铸》
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交事业发展履迹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当时域外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因战争羁留他乡的炎黄子孙,以其饱含艰辛和奋斗的业绩,奏响了高昂的爱国主义旋律,为伟大的中华民族添上了智慧的光彩。《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反映了旅美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同时,突出了中国党领导的我国外交事业在艰苦斗争中建树的伟大功勋,是一部生动、逼真的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好教材。
书中反映了我国高层领导人物外交生活的场面,又因其鲜为人知的史实而具有特殊魅力,因此它拥有弥足珍贵的资料价值,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冀》书的第一个特点:以回忆为基本素材,通过无数个片断,反映了冀朝铸的成长历程及其在我国外交事业中发挥的特殊重要作用,同时也连缀起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弘扬了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外交往方面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又反映出老前辈在个人生活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动人事迹。
冀朝铸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冀贡泉曾留学日本,是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冀朝铸幼时,抗日战争开始,周恩来同志派冀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