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及案例分析

劳动力成本和内部交易成本共同构成企业的生产成本，市场为企业提供销售收入，收入减去支出就是企业的利润，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需要不断地变化区位来寻找“成本最低，市场最大”的区位。

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劳动力、内部交易成本、市场因素，此外，还有经济形势变化、国家调整、原生产用地紧张、地价昂贵、环境污染等其他因素。

一、劳动力因素

劳动力因素特点如下：劳动力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性很小；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差异较大，具有充足、高素质、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成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劳动力因素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产业转移或企业迁移受诸多因素影响，成本只是其中之一。即便从成本角度而言，企业成本又包括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中，除劳动力成本外，还有水、电、资源、土地等诸多成本。因此，劳动力价格上涨并不是影响产业转移或企业迁移的决定因素，甚至有可能不是主要因素。

劳动力价格上涨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不仅要分产业来看，还要看该企业在产业中的层次与状况。如深圳富士康，它处于信息产业中的加工装配环节，是高科技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这类企业，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影响会很大；即便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企业也不会仅因为劳动力价格而进行迁移。2005年开始对广东东莞的一项跟踪调研显示，除了劳动力成本，企业还很看重迁移中的沉没成本。比如一个企业在东莞经营了10年，人脉、渠道等各环节经营得很顺畅。经营这些网络资源付出的成本，无法随企业转移，到了新的地方还要重新建立。当一个企业算账，发现迁移成本比劳动力成本上涨还要大，便不会转移；此外，产业转移，尤其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出口加工型产业的转移，还受到公司全球布局的影响。例如东莞的高埗镇，全世界1/5的NIKE鞋都在此生产。随着当地劳动力价格上涨，这些产能是否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不是当地企业说了算，要看NIKE公司的订单

怎么下。对于NIKE这样的公司在制定战略布局时，除了考虑当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外，更看重广大的中国市场。

因此，劳动力成本固然对产业转移有影响，但是不会像人们预期或想象的那样，造成工业布局发生空间上的大调整。

二、内部交易成本因素

企业生产需要与有工业联系的其他企业打交道，还需要与地方服务行业（包括）打交道，以及生产组织、职工培训等，都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企业的这些投入，统称内部交易成本。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不仅要看企业各种内部交易所直接发生的成本，还包括基础设施的完善、交通的便捷、当地的办事效率、社会环境等。

进行产业转移时，企业家总希望在内部交易成本最低的区位投资建厂，如发达国家社会消费水平很高，内部交易成本也很高，成为推动企业家向国外转移产业的因素之一；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首先改善投资环境以减少企业生产的内部交易成本。东亚的出口加工区就是一个通过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承接产业转移的典型案例，出口加工区通过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降低了交易成本，吸引国外企业进驻。

三、市场因素

企业因为所生产产品的国内市场饱和，或者国内市场满足不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就会开辟国际市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国家的不同，一个国家的产品销往另一个国家往往受到多方面的（比如关税）。企业为了避开这些，就直接到市场广阔或潜力大的国家或地区投资建厂。

四、其他因素

影响产业转移的其他因素有国际经济形式的变化、国家的调整、原生产地用地紧张、地价昂贵、环境污染严重等。

事实上，产业转移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企业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必然要权衡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原区域推力与目的地拉力的合力作用下，综合分析比较优势后做出决定。

案例分析

案例一：联合利华企业搬迁案例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大、土地资源紧缺，部分公司开始转向中西部地区寻找新的生产基地，出现了一些转移生产的案例。其中，联合利华将原来在上海的日化工厂搬迁至合肥，形成了一个年销售额31亿元、纳税4亿多元、直接和间接就业4000人的日化生产基地，就是一个地区间外资生产能力转移的成功案例。

一、联合利华转移生产基地的动因

1986年联合利华重返中国时，上海仍然是全国轻纺产品的生产基地。联合利华与当地国营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享受赋予的优惠，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较大份额。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的快速发展和外资的大规模进入，联合利华合资企业的生产和商务运营成本大幅上升。

一是上海人工成本高，实际工资水平和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联合利华在沪生产企业受合资中方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的约束，无法通过减员或使用低成本劳动力来抑制人工成本的上升。

二是土地价格上涨。2004年上海住房平均价格是2000年的两倍。而且联合利华处于上海市中心，是寸土寸金之地，厂区周围进行拆迁十分困难，企业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制约。

三是生产运营分散造成管理效率低下。受我国原有外商投资企业管理的，联合利华在多处分别投资设厂，合资生产企业一度达到14家，导致管理人员重复、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企业经营效益。

地处上海市中心的联合利华日化企业不仅难以与国内同行竞争，而且，作为一家全球生产采购的公司，联合利华在上海的工厂面临公司在亚太地区其他子公司的竞争。例如，1999-2001年，联合利华在中国生产洗涤产品、牙膏和护肤品等多类产品的成本均高于其在印尼工厂的成本水平（见图1）。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联合利华总部关闭在华生产企业。

联合利华所遇到的问题是先期进入沿海大城市的外资生产企业的共性问题。联合利华希望通过企业搬迁，同时实现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发展空间、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等三重目标。

图1 联合利华中国工厂与印尼工厂生产成本比较

资料来源：联合利华中国公司

二、联合利华为什么选择了合肥

（一）区位优势明显

合肥市紧靠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带，周边省份人口稠密、市场广阔，以合肥为中心，运输半径500公里内覆盖约4亿多人口。

合肥是重要的区域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交通枢纽，特别是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合肥拥有206、312国道和合宁、合徐、合安等6条高速公路，距南京和上海分别为160公里和500公里。），高速公路货运6小时即可抵达上海口岸，不仅能够满足联合利华年运输量的要求，而且运输成本每吨至少可以减少40元。

（二）制造业基础较好

合肥作为老工业基地和全国重要科教基地之一，拥有教育、科技和人才、人力资源优势，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合肥市工业体系门类齐全，在经济总量和进出口依存度上，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

（三）成本优势突出

合肥能源供应充足、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低，而且与上海相比，管理层的人工成本差别大于工人工资差别（见图2），直接制造成本仅为上海的一半，这是推动联合利华确定项目选址在合肥的主要经济原因。

图2 合肥与上海市内和郊区人工成本比较

资料来源：联合利华中国公司

三、上海和安徽两地的支持至关重要

（一）上海市提供了便利

联合利华将企业搬出上海，涉及到中方合资伙伴股权、原有企业土地和人员等处置、以及企业搬迁税务和外汇审计等诸多问题。在上海市的协调和支持下，这些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与原中方合资伙伴间的关系。联合利华通过协商最终于2004年出资购买所有中方股份，在2005年迁出的运作中，联合利华全权决策，效率大大提高。

土地处置。将原中方合资伙伴作价入股的厂房土地出售，获得部分资金。

人员安置。与原有企业职工签署一次性补偿合同，由于补偿高于上海当地平均水平，联合利华争取到和合资中方-上海轻工控股集团的支持与协调，妥善解决了原生产企业下岗人员的安置问题。

搬迁手续。上海市允许企业先搬迁，延后办理财务、外汇等审计，大幅提高了搬迁的效率。

外商投资企业搬迁在华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只要跨越行政区域，都会因涉及利益转移，遇到来自迁出地的阻力。虽然联合利华的迁出对上海就业、税收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毕竟涉及原有企业上千个职工下岗，当地更为关注公司搬迁可能产生的示范效应。联合利华与上海市从各自的长远利益出发，找到了实现双赢的方案。联合利华承诺在上海投资建立中国公司总部和面向全球的研发中心，这不仅符合上海经济发展方向，而且直接雇用了1300多人，主要为高端人才。因此，上海市尊重企业意愿，不仅没有设置障碍，而且提供了便利。

（二）合肥市提供了奖励

联合利华中国公司将工厂从上海搬迁至合肥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尽管这笔投资完全可以从预计增加的收益中回收，但要申请公司总部的投资，费时、费力，在全球子公司相互竞争投资的情况下，企业搬迁计划很可能搁浅。因此，企业迁入地能否提供奖励和优惠关系项目的成败。

安徽省和合肥市除了给予联合利华其他地方都可以提供的土地价格优惠、地方所得税返还等外，为了解决工厂搬迁费用，依据国家预算法，经地方批准，承诺向联合利华中国公司提供生产奖励。这项对联合利华中国公司自筹资金解决购买土地、建设新厂房等费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对公司实行奖励，经过了反复考察、论证和磋商，决策依据是充分的。

首先，安徽省和合肥市的这项有法律依据、程序完备，否则即便对企业有利，公司也不敢接受。

其次，联合利华迁入合肥，给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税收，地方财政算总账，收入大大超过承诺的财政奖励。

第三，在合肥市看来，联合利华日化产品有成熟、稳定的市场，只是转移生产能力，投资的经济风险非常低。

第四，联合利华迁入的示范效应显著，可以提升合肥的商誉，增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各地在招商引资中相互竞争，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国家，竞争外来投资也是普遍现象，地方同样可以依法实行鼓励。目前在招商引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的缺乏针对性，普遍或大范围的优惠效果不彰。联合利华搬迁这一案例说明，地方有可能针对投资者或项目的特殊要求，提供有效的鼓励措施。因此，纠正招商引资的盲目性、违规问题，不能只是收权、批评、处罚，而应该建立监督、约束地方提供优惠的机制，增加决策的透明度。

资料来源：网易博客 联合利华企业搬迁案例分析

案例二：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案例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珠江三角洲的第一次产业转移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传统制造业大量向珠江三角洲转移，如服装、纺织、塑料制品、电子元件、金属和非金属制品等，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较低产业水平。这种产业转移是由当时珠江三角洲经济低水平发展状况决定的，也是珠江三角洲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这次产业转移，使珠江三角洲的环境污染加重。

第二次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90年代，珠江三角洲经过近20年的发展，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生产成本也大幅度提高，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珠江三角洲的生产成本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因此，珠江三角洲发展计算机、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是必然选择。通过大力引进计算机、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初步确立了珠江三角洲在华南经济圈的中心地位。加之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环境质量开始好转。随着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尤其是产业的广泛升级，当地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资源密集型企业向粤东、粤北和粤西一带逐步转移，通过产业转移，在广东边远地区将形成现代化产业群。这对于加速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缩小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经济差距，具有重大意义。

资料来源：人教网2010 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

案例三：摩托罗拉多阶段试探迁移战略案例分析

多阶段试探迁移战略是实际中很多企业在实际中采用的投资、迁移战略。比如在汽车行业，这种战略的采用就十分明显。世界几大企业集团，如大众、通用、丰田、本田、福特等在中国的投资时，首先在中国市场上寻找一家本地汽车企业，然后对其进行试探性地投资，组建合资公司。投资达到预期目标后，则进行规模投资，在合资公司中扩大股权比例。

摩托罗拉将外地资源迁移到中国的决策过程可以说是采用多阶段试探迁移战略典型。1986年，摩托罗拉公司开始在中国寻求投资机会，并与天津开发区接触。1988年投资30万美元建立了天津摩托罗拉电子试验有限公司，着手对中国市场进行调研，并开始将组装产品打入中国市场，这是实施迁移战略的第一阶段。

经过长达4年的市场评估和社会调研，摩托罗拉的迁移战略进入第二阶段。1992年，摩托罗拉公司最终选定天津开发区为摩托罗拉在中国的生产基地，第一期投资1.2亿美元，注册成立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商独资企业。公司的设立得到了天津开发区、天津市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所有审批手续在14天内全部完成，创下了轰动一时的速度奇迹。在这一阶段，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建立制造基地的动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为进入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通讯产品市场，并规避中国对进口通讯产品的性；二是为了获取相对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及原材料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其投资也主要采取了国内生产体系和简单一体化生产休系相结合的方式，在中国建立国外生产型企业，以在存在贸易壁垒、生产要素及非贸易服务流动受到的情况下，将其生产价值链中的最终环节转移到中国，充分利用相对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市场。正如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斯腾赛斯所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己被证明是摩托罗拉发展企业的极好所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们的合作和帮助，对于让摩托罗拉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厂迅速开工和开始生产出产品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中国广大的市场潜力，促使摩托罗拉决定在中国投资，也正是天津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办事效率及优惠等，促使摩托罗拉选择将天津作为迁移的目标区位。

通过前面两个阶段良好的办事效率、广阔市场以及低要素成本的影响，摩托罗拉公司的企业迁移战略进入了第三阶段。1995年，摩托罗拉增资7.2亿美元，在天津建设新厂生产芯片及对讲机。摩托罗拉相继关闭在国外的一些制造基地，裁减工作人员，将其全球制造基地迁入天津，不断增加在天津的投资，以实现规模化生产:鼓励在天津设立配套企业，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通过与东方电讯等国内企业进行战略联盟，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展开合作，建立研发中心等方式，提高竞争力。通过增资和扩大生产与经营范围，在天津建立芯片生产基地，通过范围经济，进行多元化经营。目前天津成为摩托罗拉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所在地。

资料来源：长沙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企业迁移决策模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