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概论.

杨轶清（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

作为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浙商是如何兴起的？他们的成长阶段怎么划分？为什么在同样的中国大环境下，浙江的土壤能够支持创业者大面积的生长？在全球化时代，基于地域文化背景的浙商群体，与其他国家以及国内其他省份的企业家有何异同？浙商的典型形象和本质特征如何界定？浙江省内不同地域不同籍贯的浙商，即所谓的“二级浙商”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个性禀赋差异？

一·当代浙商的历史来源和社会演变

截至2011年4月底浙江省工商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浙江全省市场主体总数首次突破300万大关，达到3021905户，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私营企业为665169户，占在册内资企业数的84.93%。之前的统计表明，浙江平均每万人有市场主体476户，远远高于全国263户的平均水平，仅次于上海（每万人在册市场主体数量为511户），居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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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所指“浙商”概念，一是法律角度的界定：不论资产多少和组织形式，而视其是否自主决策自主经营承担投资风险。所以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各类股东、合伙人，以及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国有企业经营者等所有的自然人市场主体。二是文化角度：无论在省内还是省外，符合浙商文化特征的均属于浙商群体。

第二。其中每万人个体户数为361户，比全国197户的平均水平高83.2%，位居全国第一2。浙江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密度”之高均为全国之最。而在1978年，浙江全省仅有个体户2086人，差不多每1.8万人中才有一位个体工商户。也就是说，30年间，浙江省仅个体工商业从业者总数增加了900倍，密度提高了700倍。换言之，99.99％以上的浙商在30年前都不是自主创业者，那么这些数量庞大的工商业经营者是从哪里转化而来的呢？

追溯浙商的演化历史不难发现，计划经济年代蛰伏浙江民间的工商业意识和技能只是处于暂时休眠状态而没有中断；浙商八成来源于农民，因为农民的身份职业转换临界点和支付的社会成本均最低，而农民率先获得的劳动力产权则成为浙商演进的历史起源和起点；因为强度和“工商业地方性知识”分布的不均衡，浙商兴起在各个时期的频次和地理分布均并不相同；“非私经济”是浙商主要的法人来源，市场主体的发育和经营主体的成长互为因果。这些因素造就了浙商的大面积兴起和持续衍生机制。

1·1当代浙商“前身”八成为农民

从社会成员结构来说，浙商主要的自然人来源来自于农民，农民是浙商群体人力资本的最重要供应者，这一点毫无争议。迄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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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07年底发布的《浙江省市场主体信息报告》显示。其中个体工商户“密度”为全国各省市第一，私营企业“密度”为全国各省区第一。

最早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主调查是1995年浙江省工商联主持的3，调查结果显示：出生地为“乡镇”及“村”的占了84.8％，出生地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相当于地级市和省城的仅有不足5％，也就是说农民出生的占了绝对多数。

从单项来看，出生在“村”里的最多，超过一半以上。表上数据还显示，“乡镇”是私营企业最集中的地方，私营企业的产业所在地和私营企业主的家庭常驻地都以“乡镇”最多。而“目前家庭所在地”在大中城市的相加也只有3.2％，不足“乡和村”的1/20。（表1－1）

表1－1 私营企业出生地和目前生活、工作地点

大城 市 出生地 2.3 目前家庭住地 2.6 目前主要产业所在4.0 地 数据来源：1995年浙江省非公经济人士调查统计 1.0 26.1 44.4 24.5 100.0 0.6 28.4 37.4 31 100.0 2.0 10.9 28.5 56.3 100.0 市 中等城小城市 乡镇 村 合计 四年以后，也就是1999年同样口径的调查数据显示，浙商创业前职业构成没有明显变化：

1．以生活在农村的人为主，纯农民职业的就占28. 7 %。如果把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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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次调查格式参照全国统一设计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调查表》，按照当

时私营企业户数的0.7％进行。由浙江部、浙江省工商联组织实施，数据截至时间为1994年底。

业前在农村乡镇及乡镇以下从事各种职业的企业主都合在一起,几乎占了九成以上。

2．目前仍有62. 4 %的私营业主居住在乡(镇) 或村，68. 6 %的私营企业办在乡(镇)村。

表1－2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出生地、目前家庭所在地及企业所在地构成 出生地 家庭所在地 企业所在地 数据来源：2003年浙江省工商联调查结果

1.15 3.68 36.78 47.82 10.57 100.00 大城市 2.14 3.49 中等城市 3.63 7.44 小城市 13.25 39.77 乡镇 38. 33.72 村 42.09 15.58 合计 100.00 100.00 2003年同样指标的调查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私营企业主的来源没有明显变化，但私营企业主家庭所在地和企业所在地与1994年相比快速向城镇集中。

这一次的调查结果显示，私营企业主80.98%出生在乡村，已有73.49%的私营企业主在小城镇安家，84.6%的企业建在小城镇。1994年，私营企业家庭住地在大中城市的占4.9%，1998年占6.9%，2002年已占10.93%。1994年家住在村的占31%，2002年只有15.58%，刚好一半。

与8年前相比，家庭出生地没有明显变化，但他们的家庭所在地和企业所在地重心上移，出现向农村向城镇集中的趋势。说明这些

年私营企业创业者的出身背景也就是社会阶层来源并没有显著变化，仍然以农村和农民为主。但随着市场环境和竞争条件的变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1995年、1999年和2003年的这三个调查结果，充分显示了浙商的“民间性”和“草根性”4。浙商九成苦出身，80％出生于农民。因为浙商起步时往往一双空手，缺乏资金、技术、市场和关系等几乎所有的要素积累，而且“离市场最远”。但他们恰恰是最具“企业家精神”的群体（吴敬琏1999），不怕吃苦，务实勤奋，敢于冒险，低调节俭，敢于尝试创新乃至勇于突破禁区和阻力。

“草根出身”的浙商与同一时期的全国其他地方私营企业主的创业前职业分布频次差异比较大，也就是浙商与全国其他地方同行的基础和起点不一样。（表1－3）为1997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以平均数计算，全国私营企业主以农民身份开始创业的约占60％（即表中的“农民”、“个体户”和“其他或无业”都归为农民或相关职业），同期农民身份要占据浙商“前身”的80％以上。出现这一差别的原因，一方面是统计口径的误差，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浙商的草根性比全国其他地方的同行们更为突出。

4 以首届风云浙商评选的10位资深贡献奖为例：冯根生、沈爱琴、宗庆后、邱继宝、施继兴、南存辉、徐文荣、徐冠巨、鲁冠球、楼忠福。这10位资深浙商中只有一位国企背景的施继兴具有大学学历，其中农民出身的7位，初中及以下学历的7位，白手起家的9位。

表1－3 被调查私营企业开业前职业

1988年以前开原 职 业 业 专业技术人员 1.9 企业事干部 19.8 工人、服务人13.2 员 20.8 农民 35.8 个体户 8.5 其他或无业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6.8 6.1 6.5 46.3 36.9 38.2 17.9 15.8 16.7 8.6 10.8 10.7 16.0 25.5 23.5 4.3 4.9 4.6 开业 业 19—1992年1992年以后开合 计 来源：全国工商联1997年调查数据

1·2三组力量博弈决定均衡临界点

浙商为什么起源于农村，来源于农民？一般有三种解释：一是人地矛盾导致的生存压力；二是计划经济边缘的控制力薄弱；三是工商文化传统的习俗、技能和人力资源储备。具体的说，因为农民的生存压力最大，而且农民率先获得的劳动力产权，而计划经济网络控制在农村相对薄弱，自主商业活动的空间比较大。同时，传统工商业文化及其“地方性知识”在乡村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延续。

本文进一步分析提出，世世代代的农民转化并固定为商人，生

产资料从土地变成了工商企业，这是几千年来农民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化。其“零到一”的关键一跳，需要“酵母”的催化和“冬眠”的激活。具体的说，有三组社会经济博弈关系的多元博弈，在突破临界点之后，社会文化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有利于浙商大面积生成的小气候才能真正形成。

其一，是创富欲望和管制恐惧的博弈。促使农民大面积转化为工商业者的最重要驱动力乃是其内在的欲望：重商的价值观和企业家精神。在放开，外部管制松弛之后，创业创富的欲望超过管制的恐惧，迅速形成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商业活动。

其二，自主经营活动和强制性农业生产之间的博弈。因为基层特别是农村基层行政资源比较单薄，而且从意识形态角度的是非判断相对淡薄。在此消彼涨的博弈中，民间自主商业活动的力量逐渐超过基层行政控制力。

其三，行为选择与路径依赖的博弈。到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民间自主商业活动几乎绝迹，实际上只是处于“休眠”状态。因为浙商的商业意识培育和技能传播并不通过书本等正式的编码知识，而是耳濡目染口口相传。而从建国后禁绝民间自主商业活动到1978年允许自主创业，中间时隔最多不过二十几年，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一代人。因此创业的偏好和传统的代际传播并没有中断。这种代际传播已经数百年的价值观在休眠二十几年之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重新开始萌芽。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生存压力，同样的环境，只有浙江的民间活力最为活跃。

这三组在时空关系上互相关联的力量博弈，决定了动态均衡的临界点。改革开放所带来外的巨大成长性增量，使得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快速消解，原来的力量对比逐渐打破，并迅速建立新的均衡。

以全球小商品最大产销基地义乌为例说明。义乌货郎担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世世代代传承成为义乌文化的载体。虽然“拨浪鼓”的声音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一度停歇，但其“火种”一直没有完全熄灭。建国后，“敲糖帮”作为有组织的商业团体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各种运动冲击之后，从事“鸡毛换糖”的人数大大萎缩。但即使有“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简称）等的严厉打击，民间的“鸡毛换糖”仍然无法“斩草除根”。以“敲糖帮”发源地义乌廿三里镇为例，即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时期，糖担外出鸡毛换糖依然兴盛。那时廿三里镇外出鸡毛换糖的人员多达五千余人，经营范围不仅涉及到浙江周边的江西、福建等省，而且扩展到全国各地。因为深厚的小商品生产的“地方性知识”，使得义乌农民在转轨的过程中获得了身份转换的资源优势。

1·3浙商兴起的起点：农民获得的劳动力产权

温州商人往往容易被外界解读为浙商的代表，事实上温州确实是最早批量出现工商业者的地方，温商也是走出去最多的浙商成员。温州农民向工商业者的转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即已开始，当时更多的属于“地下状态”，严格地说并不属于正式的职业分化，因为作为职业主体的农民没有获得的劳动力产权，也就是当时的职业分

工既不“合法”，也不能提供稳定的全额收入保证。

虽然如此，收入来源的变化已导致收入结构的变化，而来自于工商业收入增加的趋势更加明显。虽然此时工商业从业人员的社会法定身份还是农民或城镇无业人员，但收入结构的变化对他们的身份构成了事实替代，并逐渐以经济地位赎买完成身份的转换。

严格地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是浙商正式成为合法社会成员和职业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源。因为只有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原来世世代代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才可能从土地上出来，获得职业的自由选择权，从而获得的劳动力产权成为可能。在此之前，工商业只是“兼职和副业”。在脱离土地束缚之后，务工经商者虽然法定的社会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但职业和收入均来自于工商业。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生存方式的历史性变迁，从深度、广度和跨度来说，都是空前的。

二·浙商成长的关键节点及其“四段论”

2·1四个节点划分浙商成长阶段

从过程上看，浙商成长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自发冲动阶段、推动阶段和引导发动融合阶段。上述这三阶段划分，是比较通行的常见的浙商成长阶段论。此外，也有一些形象化的说法，比如说浙商从最早“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到“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最后是“做人家做不了的事”等等。

本文采用的是四阶段法：即分为1978年前，1988年前，1998

年前和1998年后这样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节点”分别有相应的重大法律的出台和实施，对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浙商成长产生重大影响。包括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8年修正案“私营经济”入宪、1998年全会决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而且，在每一个阶段的时段内，也有浙商发展的起伏波动的峰谷变化，因此比较符合实际。

2·2 1978年前“原浙商”人力资本的积累

1969年，年仅24岁的鲁冠球得到萧山县宁围公社领导的允许，接手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这个所谓的农机修配厂其实只是一个只有84平方米破厂房的烂摊子。鲁冠球变卖了全部家当和自己准备盖房的材料，把所有资金和热情都投到了厂里。

除了鲁冠球之外，横店集团的徐文荣、精功集团的金良顺、万事利的沈爱琴、方太集团茅理翔等资深浙商等都是在1978年之前即从事工商业活动。因为和的制约，没有自主创业空间和产权界定，一直到允许自主创业为止，他们所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很少。

群体性的“前浙商”生长状况，温州更加典型。温州全市的无证商贩在1970年时有5200人，1974年有00人，1976年达到11115人。“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民间市场和生产资料“黑市”也是广泛存在。如平阳县的宜山一带，在1957—1970年间，土纺土织多次被打压，但还是顽强地存活下来，宜山市场1976年即已在事实上存在，在公路还没有开通时候，每天就有100多只船的商品，3000多人在这里交易。据非正式统计，到1976底，柳市全区已有生产五

金、低压电器等工业企业256家，总产值达2052万元。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的逐渐宽松，此时主要的职业选择是小买卖和手工业，典型的表现是：农民们走村串巷、跨镇越城，此买彼销，来回不止，多数干的是拾遗补缺的买卖，他们被称为“供销大军”；另一类是以工匠为主的服务大军，他们分别以缝纫、理发、皮革、餐饮、修理等为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街头巷尾。南存辉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他的“补鞋匠”生涯，1963年出生的南存辉，因为父亲在劳动时受伤，13岁就开始上街补鞋讨生活，小小“补鞋匠”的生活一干就是三年。

所以，这一时期温州这两类人此时虽然已有相当数量，但从社会分工和职业化角度说，他们还不是典型的工商业者。既没有原始积累，也没有力量雇佣工人，他们的职业更接近商贩和手工业者。所以他们的身份亦工亦农，这一时期的分化和转化都很不稳定。

1978年之前的创业过程，为第一代浙商的崛起提供了人力资本供给。因为虽然此时鲁冠球们自身的财务资本、一般性的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还比较少，更没有形成完整的组织资本，也没有更多的建立与和银行等部门的稳定关系，还处在机会的搜寻和初步开发阶段。但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和主体信誉初步得到社会的认可，对未来可能拓展的市场也逐渐清晰。虽然此时仍有创业的不确定性，但如果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一旦解决，在资源获得和市场开发上将占得明显先机。

2·3 个体、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浙商自主创业激励

1978年以后，是个体经济与乡镇企业突出发展的阶段，也是浙商成长最为重要的阶段。从私营企业注册数量说，这一阶段并不是最多的。但因为先发优势积累，在存续期长、经营绩效好，规模较大的浙商企业中，这一时期开始创业的浙商占了多数。

1981年发布的《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规定》使个体户得到官方正式认可；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鼓励个体经济发展，且首次把范围从“城镇”扩展到了农村。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承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浙江全省的个体户户数1979年底为8，091户，至1982年达到79，444户，增长了8.8倍。到1985年底，全省个体户数猛增到637，236户，其中城镇户数为，262户。1986—1988年，是个体经济的稳定增长时期，城镇个体户数1988年底的规模为138，263户。

这一时期的浙商从形态上，大多表现为自主创业的个体工商户，因为私营企业从法律上还不被承认。值得指出的是，后来经营规模较大包括叱咤风云的著名浙商，此一时期大多数还是国有或集体企业的骨干，或有过国有集体企业（此处集体企业主要指乡镇企业）的工作经历；而个体工商户出身最后发展为公司制私营企业主的比例反而较低。

2·4集体企业的改制（公转非）和浙商身份的还原

1988年4月，七届全国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修正案》，国家根本大法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当年底，全国第一次工商登记，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下子达到了9.06万户。而这之前，全省正式以私营企业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屈指可数5。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是浙商产生的一个关键时期。大多数今日有较大成就的浙商均起步于这一时期。2003年浙江省工商联组织的调查显示，十年代创业的合计占了85％以上，其中八十年代起步的占21％。虽然远远不及九十年代，但八十年代的重要性比之后来更为突出6。即使那些创立时间在九十年代以后的企业，其创始人也是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走出第一步，以个体户或者供销员、管理人员、技术员等形式积累人力资本。到九十年代外部宏观条件好转时才开始自立门户，这时私营企业大面积发育实际上是此前积累的结果。熊彼特(1934)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家的出现不是连续的。企业家不是在每一个适当的时间间隔内均匀出现，而是成群出现。这完全因为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企业家的出现可以促进其他企业家出现，同时又可促使更多的企业家以不断增加的数目出现。

5后来成为浙商标杆之一的传化集团，1986年由徐传化徐冠巨父子创办，正式的工商登记，一开始就注册为私营企业。这样出身正宗的私企并不多。

6 创业学理论认为，行业里跟随者的投资，平均要比开创者多2.5倍以上，才能获得与开创者同样的产出。这一点在如今的互联网行业表现的极其明显，比如网易创业起始资金仅有20万元，五年后，即使20倍于起初的资金，也不可能获得同样的市场机会。

图1－4 2003年调查浙商创办企业时间

来源：浙江省工商联非公经济调查

企业转制成为浙商特别是较大经营规模浙商的重要来源，不但形成了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同时造就了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经营主体。企业主体从公有制经济转化为私营企业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国有集体等所有制形式转化为私营企业。根据2003年的调查，私营企业主当时经营的企业以前属于城镇集体、国营企业的占40.35%7。到2002年底，全省8.4万家国有和集体企业，有96.7%完成转制任务，88.9%完成劳动关系改革。只有12.1%的私营企业是从个体户发展起来的8（表1－10）。2007年的调查结果与2003年大致相似，城镇集体、农村集体和国营企业减少的幅度最大，从三者之和占所有企业总数的近38％减少到不足2％。增加最多的是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其中

7 这一比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并不算高，低于同样是民营经济大省的江苏和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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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数据与人们的主观感受有所差异。原因在于一方面这是该调查对象为非公有制经

济“代表人士”，也就是规模较大的私企；另一方面也说明个体工商户并不具备自然生长转化为私营企业的能力。比如义乌小商品城的第一代个体工商户，多年以后大多数仍然从事个体经营，规模上和生产方式上都没有向公司制和企业管理转型。

股份制企业增加的幅度最大。

2·5 去“草根化”和新经济创业

1998年之后，风险逐步消解；卖方市场逐步过渡为供求平衡，在某些领域开始出现买方市场；市场空白点减少；创业的热点转移，新经济知识经济比重提高；而创业者特征也出现明显变化，迫于生计的生存型创业者减少。与第一代创业的前辈浙商相比，“草根”色彩开始淡化。

这一时期，沿用了18年的“乡镇企业”这一名称退出历史舞台。2002年以后，随着主管机构调整，“民营企业”逐渐取代“乡镇企业”，成为非公经济新的身份标签。

阿里巴巴的马云和网盛生意宝的孙德良是这一时期创业浙商的典型。

1999年，马云正式辞去公职，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开拓电子商务应用。目前，阿里巴巴汇聚了来自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万注册网商，每天提供超过1000万条商业信息，成为全球国际贸易领域最大、最活跃的网上市场和商人社区。

2003年，马云创立的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目前在中国市场位居第一。2003年，马云创办C2C网站淘宝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本土化的独特道路，从2005年第一季度开始成为亚洲最大的个

人拍卖网站。

2005年，阿里和当时全球最大门户网站雅虎战略合作，兼并其在华所有资产，阿里巴巴因此成为中国业态最全的全功能互联网公司。

2007年11月6日，阿里巴巴B2B业务在联交所挂牌上市，并创造多个纪录。在此前的公开发售中，超额认购逾258倍，冻结资金高达4500亿港元，创造股市有史以来冻资最高纪录；同时也是国内互联网公司融资之最，超过10亿美元；成为国内最大市值互联网公司，市值超过2000亿港元。此外，阿里巴巴的上市也使超过一千名员工成为千万以上富翁。

1998年以后创业的浙商，呈现年轻化、知识密集、产业层次高等特点。以2010年浙江省百强民企为例，百强榜单上年龄不到10岁，也就是2000年以后成立的企业达到了近40家；而2005年后注册、成立时间不到6年的新企业有8家。而制造业企业比重下降，而服务业企业的份额在不断增加。这一趋势在以后的演变中将更加明显。

三·浙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1民本商群的“四民主义”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民营经济创富群体，不仅人数多分布广，而且还具有先行一步的探索性。仔细盘点一下，几乎在中国民营经济

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听到看到浙商的声音或脚步。从第一本个体营业执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从我国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到首家民营企业在上市；从最早的私营企业到全国第一的私企党建；从第一家股份公司设立到第一家中小板上市公司。他们的创富之路走的很神气。

浙商的群体特征非常鲜明。其关键词包括：草根性（底层创业自下而上）、游牧性（走得远分布广）、自主性（不是官逼民富而是群众自己闯出来）；以及民间民营民有民富的“四民主义”民本经济。等等都是浙商的特点，除此以外，浙商的基本特征还可以表述为如下几点。

3·2浙商的性格特征

外圆内方。改革开放之后涌现的第一代浙商，大都发端于草根，出身寒微，创业之前往往厕身于社会最底层。他们往往拥有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意志，普世的价值观和平民化的生活方式。通俗地说，浙商往往外表不起眼，言谈举止不显山露水，仅凭外向的信息（包括公众知名度）很难准确判断一个浙商的全部。也就是“内外”有反差。

水火相济。低调稳健与敢作敢为并行不悖。“敢为天下先”是浙商的特质之一，敢作敢为敢冒险，同时善于突破善于创新。但浙商的行为方式却堪称中庸稳健，极少极端行为。包括浙商的政企关系，浙商的公共关系等都相对比较健康，发展也是比较平稳，20多年来浙商在全国有影响的“败局”几乎没有。

政治上积极稳健。浙商们的政治立场稳健可靠，态度谨慎。不

过激，也不过火，少抱怨，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浙商在领会贯彻重实效而不赶时髦，浙江的私企党建是全国的典型。与地方保持有距离的融洽关系。同时，浙江地方也比较开明。因此，浙商中间因为政治上上出问题的相当少见。

务实创新，诚信责任。浙商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不搞噱头。创造概念和新名词，不是他们的专长。浙商重操作，教条化的东西比较少。

浙商失败率低，长寿企业家多。浙江各地有一大批操持企业三十年以上的常青树，经营非常稳健。按照浙江省工商郑宇民的研究，浙江民企平均存续周期为7年，而全国民营企业对应的这一数据为2.7年。

3·3电子商务和小商品市场都在浙江说明了什么？（浙商精神）

在中国IT领域，浙商也是最牛的一个群体。阿里巴巴的马云，网易的丁磊，盛大的陈天桥，都是在浙江出生长大的。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家纯互联网上市公司网盛生意宝的创始人孙德良则是土生土长的萧山人，另外华为的任正非和联想的杨元庆都是祖籍浙江。

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和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小商品城都在浙江，就是对什么是浙商精神的最好回答。最传统和最现代都能做得最好，因为两者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浙商精神的体现。

可以这么武断的说，假如当初阿里巴巴不是办在浙江，就不会有今天的阿里巴巴。互联网的商业特质与浙商精神在本质上非常接近：平等、进入门槛不高、不依赖特定资源、不相信和垄断、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需要梦想、敏锐的眼光和一定的冒险的魄力。因此，浙商在互联网领域的成功是最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互联网行业是浙商文化体现最彻底的领域之一。

方兴东说，浙商在互联网领域的成功其实一点也不稀奇。成功的网络英雄和他老家义乌的小商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以耕地种田的吃苦精神做生意，造就了义乌奇迹；同样，以摆摊做生意的务实精神做网络新经济，造就了浙商的IT奇迹。

概括地说，浙商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低调稳健务实勤奋，同时也是具有全球视野和开放意识的创业者群体。因此，可以说浙商群体最能代表中国创业家，也是能够融入世界的开放性创业者群体。

四·浙商的地域结构和空间分布规律

严格地说，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浙商”概念，很早以前有龙游商帮、宁波帮、南浔商人、江浙财团等。如今的浙商，也是由各个“二级板块”组成的大家族。浙商并不仅仅有温州人，虽然他们最具商人气质，走得最远分布最广。但杭州宁波绍兴嘉兴金华的浙商都有各自

的特色和优势，包括衢州丽水等传统的欠发达地区也有一批优秀的浙商代表。

图1－5：按地市浙商分布图（私营企业）（单位：每万人拥有量）

根据工商统计资料测算

浙商在省内的分布呈现如下特点：按工商登记的统计口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地理分布的频次呈现较大差异。总体来说，总量差距比人均差距大。以总量论，借用地图等高线原理来绘制“浙商地图”，个体工商户“等高线”与私营企业“等高线”基本重合。以2006年户数为例，浙江省各市个体工商户排序与私营企业排序基本一致，个体工商户前五名分别为杭州、温州、宁波、金华、台州，后三名为丽水、衢州、舟山；而私营企业总量前五名分别为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后三位则是丽水、衢州、舟山，二者的差异只是温州和宁波互换位次。

但是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各自的相对差距有所不同，个体工商户地市之间差距相对较小，最多的杭州为最少的舟山的8倍；而私

营企业分布则不同，杭州宁波“海拔”很高，其后突然降低，第三名温州只有排在第二位的宁波一半多，排位第一的杭州私营企业总量是末位舟山的15倍多。而以人均即“密度”论，差距相对较小，特别是个体工商户比较均匀，“密度”最高的金华仅是最低的衢州的1.5倍；而私营企业则差异较大，“密度”最高的杭州是最低的衢州的3.5倍。个体工商户作为市场主体中最小的产业活动单元，在全省各地的分布“密度”比较均匀，也反映了浙商分布的广泛性和浙江经济深厚而均匀合理的大众基础。

浙商地理分布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温台的“落后”和绍兴的低调。温州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密度”均位列全省第八，仅排在丽水、衢州等之前。

温州“出人意料”的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区别，也就是GDP和GNP的区别9。 “温州人经济”和温州GDP旗鼓相当，在外创业的200万温州人相当于在温州之外又再造了一个温州。如果按全口径测算，温州的人均市场主体数量也是相当可观。

就像浙江每一个县市的方言都有很大的差异一样，每一个地市的“二级浙商”也各有其个性和风格。比如，以往习惯上我们往往“温台”并称，但台州人就说我们跟温州还不太一样，他们还打出了“新台商”的旗号，并列出了一大堆的事实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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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GNP的分流，温州本土经济低迷已经持续多年。2009年温州人均GDP仅4604美元，列全省倒数第三位，不到杭州的一半，只有全省人均GDP的71%。

台州，这块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眷顾的地方，因为方孝孺的故事以及后来鲁迅先生的褒奖，“台州式的硬气”差不多成为台州人精神的底色。确实，台州是一个敢于闯关的地方。你看，第一张股份制营业执照，第一份股份制文件，全省第一家农村金融服务社，全国第一家县级民航站，全省第一家个体联合运输车队，国内首家股份制医院，1993年玉环全岛股份化等等。为什么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首创都率先出现在这里？而且没有半途夭折最后都开花结果？如今被称为“新台商”的台州商人，“敢冒险、有硬气、善创造、不张扬”，与台州精神一脉相承。在他们身上，山的硬气和海的灵气融为一体。

浙中板块的典型地区是义乌东阳永康，其中义乌最具代表性。浙中是永康学派的大本营，南宋状元陈亮是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曾在方岩结庐讲学，还躬身实践经商之道，并因此致富。后来，陈亮将这种思想带到妻子的娘家———义乌，陈亮在义乌、东阳两地收留了不少弟子。鼓励他们实业举业两不误，积极事功治生。陈亮“义利并举”的教诲对后世尤其义乌永康东阳一带影响深远，小商品海洋和遍地的大小老板，成为义乌的新特产。

文化名人众多一直是绍兴的品牌，事实上，现代绍兴的老板群体一点也不逊色。鲁迅先生曾言：“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自古以来，绍兴一直是一个出师爷和商人的地方。而且绍兴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可以称之为

“有名企有名牌却没有名人”。虽然绍兴整体实力很强，绍兴的上市公司数量，高居全国地级市第一。绍兴也是获得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最多的全国六个地级市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绍兴出名的老板很少，在浙商当中，绍兴浙商是“隐藏”最深的。

浙北杭嘉湖平原特别是嘉兴和湖州，走出去的特别少。人文地理学经常举到的例子，把嘉兴人的性格特征与嘉兴三样有名的特产联系在一起——南湖菱、文虎酱鸭、五芳斋粽子，说嘉兴人跟这三种名产很像：没棱没角，慢慢吞吞。虽然颇为牵强，倒也有那么几分神似。 浙商群体内部各个板块的地域差异，在未来是融为一炉？还是各自的个性差异更为明显？值得期待。最大的可能是各“二级浙商”将会慢慢趋同，同时保持各自的差异化和浙商整体的个性化。这样一桌风味鲜明的“浙商大菜”，会带给世界更大的惊喜。

五·浙商的未来悬念

虽然浙商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第一商帮群体，但浙商远远没有到高枕无忧的时候。前辈的晋商徽商横跨大江南北屹立数百年不倒，而浙商登上历史舞台充其量才30年。当年晋商之所以式微，就是因为不能与时俱进及时转型升级而被历史淘汰。

以晋商的主业钱庄票号业为例，上个世纪初是晋商没落和宁绍帮崛起的分水岭。当年的浙商前辈与晋商实际上有过一个回合的碰撞：1904年，清廷户部尚书鹿钟麟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后改名为

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前身），因国库空虚，邀请民间资本入股，原受邀的山西票号一致拒绝入股，结果户部银行交由以丝绸商为主的浙江商人筹办。

本来占有优势的晋商票号未能抓住机遇转型，而类似的挑战，今天落到了浙商头上。对浙商来说，特定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危机”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而浙商的传统优势正在弱化甚至消失，未来能否继续领跑并非毫无悬念。如果不能果断转型升级巩固和重建竞争优势，浙商很快就可能成为“跟跑者”。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批知名浙商先后陷入困境，破产倒闭的亦不在少数，遭遇浙商成型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冲击。而从2011年开始，随着宏观经济的巨大变化，诸多不利因素的叠加，浙江经济的要素制约进一步强化，使得浙商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原有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而浙商自身也到了需要提升发展的转折期。

浙商开始进入“快企业时代”和“大企业时代”（2010年浙江出现6家年营收超500亿的巨型民企10），对浙商的企业家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学原理告诉我们“民企最大的短板就是老板”。研究2008年以来倒闭浙商企业的终极原因，均可以溯源到企业主素质能力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部分浙商热衷于赚快钱，导致企业家实业精神流失，实体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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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家企业分别是：万向、吉利、广厦、娃哈哈、绿城和海亮。

空心化和资产泡沫化开始出现。其结果是降低了企业的体质和企业家的斗志，企业主抗风险意愿和能力减退。经济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就反应过敏。企业家精神是浙商最大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最终来源，实业精神的弱化淡化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从企业家成长历史来看，在16世纪，企业家是冒险者；在17世纪，企业家是经营者；在18世纪，企业家是资本家；在19世纪，企业家是经理；在20世纪，企业家是革新家。

对浙商来说，他们的30年就是西方300年企业发展史的浓缩和集中。30年前他们多数是农民，在基本生存压力的激励下，他们从的边缘和缝隙里开始冒险之旅。所以在浙商身上，可以同时找到冒险家、资本家、革新家和经营者、经理人等五种企业家的特征。这是他们的幸运，赶上了一个大时代；也是他们的不幸，这是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要持续领先，需要决策者更高的智慧和勇气，需要浙商保持企业家精神提高企业家能力，需要社会更持久的理性。而这一点，比之浙商已经取得的成就，并不会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