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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儒的对立与交融
作者：崔乃鑫
来源：《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2期
摘 要: 兵学和儒学同产生于先秦时代。兵学伴随频繁战事应运而生,儒学在诸子百家纷争 中取得独尊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兵儒从矛盾对峙,逐渐走向相互融合,儒家的“义战” 、民本等思想深入渗透至兵学之中,兵儒交融对兵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兵学;儒学;冲突;融合
中图分类号:E-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0)02-0070-03
Opposi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Confucianis m in ancient times CUI Nai-xin
(Department of Military Education,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F uxin,Liaoning 123000,China) Abstract:Military science and Confucianism were generated simul taneously in thepre-Qin era.Military science emerged with frequent fightings while Confuciani s m predominated among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military science and Confucianism gradually integrated from confrontation. Thou ghts of just war and people-centeredness penetrated deeply into military scienc e,which exerte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cience. Key words:the ancient times;military science;Confucianis m;conflict;integration
中国古代兵学和儒学同产生于先秦时代。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兵学最杰出 的代表,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深刻卓越的思想,闻名海内外,被誉为兵学鼻祖。孔子创立 的儒学与诸子百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先秦时代,战争频繁,不仅 兵家从事和研究战争,诸子百家也对战争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儒、道、法、墨均留下了相 当篇幅的论兵言论[1]。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自西汉取得统治地位后 ,不断对 兵学施加影响,同时兵学也积极吸纳改造儒学。兵学与儒学逐渐从对立冲突走向相互吸纳融 合。 一、古代兵学与儒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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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者流,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汉书•艺文志》)春秋战国以后 ,受诸子百家影响,兵家的成分开始复杂化。从地域上看,较好保持古兵家特色的是齐国, 代表人物有姜尚、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等;地区则主要表现出法兵家特色,代 表人物有吴起、商秧、尉缭等;吴、楚、越等南方诸国则体现出道兵家的特色,主要代表人 物有范蠡、伍子胥、文种及后世的张良、李荃等人[2]。《孙子兵法》建立了中国 历史上第 一个完备的兵学体系,框定了后世兵学发展的大体方向,因而孙子学的演进在整个中国古代 传统兵学发展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学的战争观以慎战思想为 基础,以“安国全军”、“自保而全胜”的军事目的为核心,“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利”既是慎战思想的内涵,又是战争目的的出发点。因此 ,慎战思想同战争目的由于“利”而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以利害关系为尺度,古兵学家们 形成了一整套庙算、虚实、诡诈用兵的原则,即用最小的代价换取量大的胜利。这种情况发 展到极致,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
儒学是以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为主要研究对象,儒家虽也言及军事,荀子的《汉兵篇》 还独成体系,但在先秦时期真正的儒兵家并未形成,因为此时大多正统的儒学家除了从战争 观的角度谈论军事、批评兵家外,都不曾也不屑于从战略技术的角度来研究军事问题。儒家 的战争观奠基于孔子,成型于孟、荀,核心思想是“义战”。儒家认为,“义战”顺天道而 应民心,正义之师必定所向披靡,天下无敌。子贡问政时,孔子回答说,要做到足食、足兵 、足信三条,而当不得已要去之时,则以去兵为先(《论语•颜渊》)。如果说孔子对于仁 政与兵备的看法只是主次、轻重之分的话,至孟子时则成为本末之别。仁义的功用得以极度 夸大,于是正义之师便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孟子•梁惠王上》)。既然义兵 之胜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那么统治者只要实施仁政,进行义战便足够了,其他问题无足轻 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3]。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自己用兵的理想境界“故仁 人之兵, 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喜悦。”(《荀子•议兵》)儒家支持正义战争, 反对非正义战争,由于其以动机为唯一评判标准,使其所谓的义战,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则几乎难以找到。因此,在儒家眼里,春秋无义战可言,战国则是争地以战, 杀人盈野的悲惨景象。不能得之于今,只好索之于古。儒者们津津乐道于五帝三王,将这些 古代帝王曾从事的战争活动加以理想的描述,作为自己义战思想的历史佐证。 二、兵学与儒学的冲突
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以孙子学为代表的传统兵学与先秦儒学的冲突,鲜明而尖锐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仁与诈的冲突。儒学以仁义为本,兵学以诡诈立道,仁与诈的 截然对立是儒学与兵学冲突的根本。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孔子曰:“ 古 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成其身。”而“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兵 家认为,利益是诡道用兵的目的,诡诈战术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孙子》提出了欺敌误 敌、示形动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隐真示假、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因敌制胜等用兵原 则。二是义与利的冲突。儒家重义轻利。兵家则重利轻义。儒家主张凡是正义战争,则无条 件地拥护和支持;凡是非正义战争,要一概坚决反对。孔子曰:“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而兵家强调兵“以利动”(《孙子兵法•军争篇》),“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 而止”( 《孙子兵法•火攻篇》)。以利害决定进止,是兵家进行战争决策的基本依据[4] 。三是战 争目的与事功的冲突。儒家与兵家在评判战争标准上各持己见。儒家认为,凡是以吊民伐罪 ,拯民于水火而从事的战争,是顺天应人的正义战争;凡是以满足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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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私欲而进行的战争 ,是逆天背道的非正义战争。这显然是从动机来判定战争的性质。而兵家则从事功的角度, 提出“胜敌而益强”(《孙子兵法•作战篇》)、“战胜而强立”(《孙膑兵法•见威王》 )等主张,强调以最终的结局作为判断的依据。对于儒家的评判标准,吴子给予了严厉的批 评:“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吴子•图国第一》)。 评判标准的差异也导致了儒家与兵家在对战争性质问题认识上的截然不同。四是理想与现实 的冲突。儒家弥漫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兵学则更注重现实。儒家从其“仁义”与“礼 治”并重的政治哲学思想出发,构建了由据乱而各项平又终至太平、由小康而至于硕的社会 蓝图,并进而推广到军事领域,形成以仁义取天下的理想模式见王志民《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而兵家则不然,战争中 的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付出惨重的代价,残酷的战争使得兵家不得不以务实的态度研究战争 规律,因此使得兵学充满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儒家以其理想主义来批判现实,自然也就 难免对兵学加以指责和非难。
三、兵学与儒学的交融
兵学与儒学经历了一个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发展过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儒家均持非兵 立场,孟、荀至于班固,再至于两宋而达到高潮。兵家则不然,对儒家的义战观,兵家并未 一概否决,而是将其合理地进行改造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早期兵书如《六韬》、《三略 》和《淮南子•兵略训》等已有体现。兵家中最先提出“义战”的是吴起。吴子提出“内修 文德,外治武备”的治国整军纲领,主张以“禁暴救乱”的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在他 看来,评判战争不能仅从其动机出发,结果最为重要。“文德”与“武备”二者不可或缺, 否则便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见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出版社,1990年版.。义战的思想由此走出了理想王国,成为切实可行的战略思维。
尽管多数儒者对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学横加指责,但仍有不少务实的儒者挺而为孙子、为 兵学正言。唐代杜牧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孙子思想乃仁与诈的统一。宋代王安石、黄 震等人也对孙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明代中初以后,伴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多数儒者如王 守仁、赵本学、张居正、茅元仪、邓廷罗、孙星衍等,以务实的精神,中肯地评价兵学,认 为孙子之“诈”与孔子之“仁”并不矛盾,只是适用领域不同。孙子之“诈”,揭示了战争 领域的特殊规律,适用对象为敌人;而对于国家和内部,则强调“令民与上同意”、“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合利于主”、“视卒如爱子”等,这些思想与孔子之仁 是相统一的。李赞认为,兵家的《五经七书》与儒家的《六经》“同仁义一原之理,阴阳贞 胜之符”,主张将二者同等对待(《孙子参同•序》)。 正是由于许多儒者能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孙子、对待兵学,因而使兵学与儒学逐渐走向融 合。并且,由于兵家对于儒家义战观的吸收与改革,宋代以后,伴随着儒学影响的日益扩大 ,兵儒对立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兵学与儒学二者的融合也越来越广泛深入。究其原 因,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宋代以后实行以文制武的,使许多文臣担任武职,从而不得 不务实地对待兵学,深人地研究军事问题;二是儒学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多数将领均是在 在儒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也必然带着儒家的世界观来研究兵学。这样,兵学与儒学 的融合势在必行。明代虽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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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儒者持非兵之义,但更多的人则着力于寻求兵学与儒学的 结合点,甚至出现了将兵学纳人儒学体系的尝试。这在孙子研究中表现得也相当明显。《投 笔肤谈》是一部“仿《孙子》之遗旨”且篇目“与《孙子》相参”的兵书,书中多引孙子之 语立论,却也明显地体现出儒学渗透的痕迹。从范仲淹、岳飞到王守仁、戚继光再到曾国番 、左宗棠,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儒将群体。大批儒将的出现使兵学与儒学的融合成为可能 。兵学与儒学的融合反映出这样一个趋势,即用儒家的思想来改造兵学,力图将兵学纳入儒 学思想体系。在这一趋势下,儒学向兵学的渗透开始在新的深度与广度上开展,表现在战争 观上,是在突出儒学正统地位的前提下,承认兵家思想的合理性,对二者进行适当的调合, 将儒家的义战观与兵家的慎战、备战思想相结合,使二者并行不悖。在治军理论上 ,则兵学以儒家的忠义观念统一的思想,维护内部的团结。
兵儒由冲突走向融合,使得兵学的地位得到承认,客观上推动了兵学的普及与发展。同时, 由于儒学以研究人际关系见长,儒学的渗透对丰富和发展治军理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儒家道德至上主义倾向,有悖于兵学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在儒学主导下的兵家文化,在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兵学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语
今天,我们重温兵儒交融思想,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孙子慎战思想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前提;“衢地合交”的政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不战而胜”思想可为 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战略选择;“先为不可胜”的实力慑敌思想可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 基础[5] 。而探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礼的产生与秩序化,仁义道德的伦理理论,加以正确吸 收和运用,则对加强和改进现代青年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赵海军.孙子学通论[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114. [2] 黄朴民.先秦诸子军事思想异同初探[J].历史研究,1996(5):75-90.
[3] 郭洪纪.儒家军事伦理对传统兵学的渗透与整合[J].甘肃社会科学,1995( 4):25-28. [4] 崔乃鑫.谈《孙子》的军事哲学思想[J].大连大学学报,2003,24(5):52-5 3. [5] 张金路.孙子兵学思想与和谐世界的构建[J].管子学刊,2009(1):96-99. [责任编辑:吴晓红]
